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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不能一味紧缩

    2012年05月09日

    在一个民主国家,愿意实施在经济上造成痛苦的政策,极少是一条能够取信于人的途径。投资者将拒绝相信这些政策能够持久。一旦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政策的可信度就消失了。

    我在1992年领悟到这个道理。当时英国经济陷入衰退,英国政府对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汇率机制成员义务的承诺开始受到质疑。许多人原本以为,在英镑面临压力时,提高利率的意愿可以恢复可信度。但事实恰好相反:几乎没有人认为造成痛苦的政策能够得到持续。政府无法为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增强可信度。

    在看待英国政府现在面对的政策选项时,这些历史经验为我提供了借鉴。赞成继续推行既定的财政紧缩措施的意见是,如果没有财政紧缩,经济政策就会丧失可信度,政府债券利率就会大幅提高。我怀疑最终发生的情况会恰恰相反。如果缺乏有望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既定的财政紧缩措施本身就无法取信于人。投资者会认为,在一场持久的经济低迷期间,削减财政赤字的企图最终会迫使路线变化。承诺实现不可信的目标,反而会削弱可信度。

    这种想法的背景是,据报道,2012年一季度GDP初步估算出现下降,因此按照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流行定义,英国已再度陷入衰退。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英国经济停滞已经持续了一年半。GDP一直徘徊在比危机前的峰值低4%以上的水平,接近2006年三季度的水平,比1970年至2007年的经济增长趋势线低了9%。没错,考虑到经济低迷的长度和深度,8.3%的失业率不算高,但18岁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有五分之一没有工作。

    然而财政紧缩才刚刚开始。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透露,从联合政府就职之前的2009-10财年,到2011-12财年,净借款仅下降了GDP的1.8%。到2016-17财年,还要进一步实施相当于GDP 7.2%的财政紧缩。按照今天的经济状况,预期在实施这样的财政紧缩时经济还会扩张,有点近乎悲壮了。

    要知道官方短期利率为0.5%,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为2%,而通胀挂钩债券的收益率为0。然而尽管资金成本这么低,并且有可持续公共财政的承诺保证,企业部门还是积累了巨大的财务盈余(留存利润超出投资额的部分),总计占去年GDP的5.3%。有关财政紧缩现在会促使私营部门支出激增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更有可能的后果经济停滞,甚至更糟。

    那么,我们能否做出一些努力,来避免低迷进一步持续的短期和中期成本?

    那些坚称政府计划不能改变的人们的回应是,可信度将受到破坏。的确,他们声称,目前的低利率本身就是可信度的证据。然而,要记得,当英国财政大臣2010年宣布他的财政计划时,2012-13年度至2015-16年度的净借款本应只有2060亿英镑,而在2012年3月的预算中,这个数字升至3170亿英镑。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重大失误,是否破坏了可信度,从而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没有。但为什么没有呢?答案是,在央行肯定会确保英国国债市场保持流动性以及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低利率是一个私营部门拥有巨额盈余的经济体会出现的情况。经济低迷(而非可信度)带来了低利率。

    更糟糕的是,可信度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低迷时间拖长,这可能会无限期拖延赤字的消除。如何应对这一风险?答案是让私营部门决策者相信,英国经济将增长,这需要政策瞄准需求。关键是要在不危及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引入这些政策。最好的办法是把降低目前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承诺与税收灵活性和更多公共投资结合在一起。后面这两方面可以是暂时的(这一点应当可信)。以目前的利率,即便中期借款大幅上升,也几乎肯定会通过目前和未来产出的现值大大提高而为自己买单。最合理的减税措施将增加投资、消费者支出和聘用失业工人的激励。

    本届英国政府的错误是公布了未来很多年的固定计划。复苏尚未成为现实。做出灵活回应并非罪过。相反,这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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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紧缩之后

    [斯蒂格利茨] (2012-05-09)


      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清楚地显示,欧洲和国际社会对经济政策还是一头雾水。财政领导人——不管是财政部长还是私人财政机构主管——只是不断地强调,陷入危机的国家必须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削减国家债务、实施结构性改革及努力刺激增长。他们也反复重申必须重新建立信心。

      这些把持着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私人银行老板高位的大佬们几乎把全球金融系统拉下悬崖——造成的混乱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能发出这样的议论真是“难能可贵”。然而,问题是这不啻是缘木求鱼。在危机经济体深陷衰退的时候,如何重塑信心?在紧缩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拖累总需求,使产出和就业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增长?

    市场并不稳定 宜采替代措施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市场本身是不稳定的。市场不但一再造成不稳定的资产泡沫,当需求疲软时,市场还会形成加剧下滑趋势的力量。失业及对失业蔓延的担心压低了工资、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了总需求。家庭形成速度的下降——比如,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搬回家和父母同住——抑制了房价,导致更多人被剥夺了按揭权。拥有平衡预算框架的州因为税收降低而被迫削减开支——这似乎是欧洲一根筋地想要采取的自动“破坏稳定器”(destabiliser)。

      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措施。一些国家如德国拥有财政回旋的空间,用来进行投资可以提振长期增长,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税收和支出的平衡扩张能刺激经济,是早已众所周知的原理。如果有一个设计良好的计划(对高收入人士征税,并增加教育方面的支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将能有巨大改善。

      整体而言,欧洲的财政状况并不差,其债务-GDP比率比美国还要好。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需要对自身的预算完全负责,包括支付所有失业保险,那美国也将陷入财政危机。这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欧洲——特别是欧洲央行——可以借款并转手放贷收益,那欧洲债务的维持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为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支出创造空间。

      欧洲内部已经有合适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资金不足的经济体为必须的投资融资。银行应该加大贷款力度。中小企业——所有经济体创造就业的主力军——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重。

    欧洲推行紧缩政策皆因误诊问题

      欧洲之所以一根筋地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紧缩政策上,是因为他们误诊了问题。希腊的确是支出过度,但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财政都有盈余,债务-GDP比率也低。审慎财政措施与问题不相干,把这样的说法当真——甚至采取严厉的预算框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不论欧洲的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欧元区远非“最优”货币区,且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地区的税收竞赛会拖垮原本健康的国家——而经济紧缩政策只能让情况更糟糕。

      欧洲忙不迭采取紧缩措施的后果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欧元可以幸存,那也是以高失业和巨大痛苦为代价,特别是对危机国家而言。而危机本身几乎肯定会蔓延开来。一边建防火墙一边火上浇油,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这就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大经济体——而欧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曾通过紧缩来复苏。

      结果,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也就是人力资本,正被浪费甚至摧毁。年轻人长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一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已快达到或超过50%,而且自 2008年以来便一直处于难以接受的高水平——因此对社会产生了疏离感。即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低得多。通常,青年时代是积累技能的时期,而现在的年轻人却在流失技能。

      如此多的经济体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地震、洪水、台风、飓风、海啸等等——加上人造灾难更是让人感到悲哀。但这正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事实上,欧洲领导人执意忽视历史教训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欧洲——特别是欧洲穷人和年轻人——正经历的痛苦是不必要的。幸运的是,我们有替代方案。但迟迟不理解将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欧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英文原题:After Austerity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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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402

    紧缩是唯一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2012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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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失业率接近25%,希腊自杀率正在攀升,英国陷入了双底衰退。面对所有这些痛苦,停止紧缩的呼吁变得响亮起来。欧洲的紧缩政策是危险的。必须有人来制止这种疯狂。

    站出来吧,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有望赢得法国总统大选的奥朗德在竞选中宣称将反对德国的紧缩“教义”。他的竞选主张不仅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也引起了共鸣。在美国,从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经济学大师竞相呼吁结束欧洲的紧缩政策。克鲁格曼用其特有的克制表达称这些政策“丧失理智”。

    奥朗德称,他将用增长代替紧缩。为何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一点?遗憾的是,这个空洞的口号只得到无效提议的支撑。奥朗德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小规模推动公共支出的错误目标上,实际上忽视了通向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结构性改革。

    当然,基础设施支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它们称为“能立即上马的项目”——是凯恩斯对陷入下行衰退螺旋的经济开出的标准药方。在正常情况下,此类支出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然而,在欧洲,有许多理由对此类支出表示怀疑。如果建造大型公路和铁路可以创造持久的繁荣,希腊和西班牙经济现在应在蓬勃发展。欧洲已经在过去三十年间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在欧盟(EU)的资助下。雅典地铁相当漂亮,西班牙的AVE高铁令人惊叹。但这种支出无助于改变目前困扰希腊和西班牙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更糟糕的是,欧盟对基础设施提供的融资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问题。在希腊,向欧盟榨取补贴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政治关系比创业精神更能创造财富。

    就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它们削减预算并非出于某种将本国经济拖入困境的疯狂愿望。它们采取紧缩政策是因为,市场要求它们支付无法承担的高利率才会向它们提供贷款。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现在突然准备为欧洲南部国家的更大赤字提供融资。主张“立即停止紧缩”的人们回应称,欧洲日渐减少的AAA评级国家有责任继续消费狂潮,从而帮助邻国摆脱困境。但关于荷兰和德国拥有无限可靠性的假定是不可信的,上周市场对荷兰未能通过预算的反应就表明了这一点。

    即便是身处反紧缩中心的法国,也很难说问题在于政府支出不够多。法国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达到56%,法国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实现过预算平衡,而且某些税种的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并非白痴的奥朗德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正因为此,在所有貌似动听的结束紧缩政策的言论背后,关于细节的附注却并不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这位社会党候选人所承诺的不过是用比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多一年的时间平衡预算。在欧洲,即便是左派也无法佯称,赤字支出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退而辩称——用英国影子大臣埃德•鲍尔斯 (Ed Balls)的话来说——政府削减支出有些“操之过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成重要学术争论的诡辩。


    尽管德国人总被描述为鼓吹无休止紧缩的愚人,但他们真正要表达的信息更为复杂和令人信服:欧洲内部平衡预算的动机必须与鼓励私人部门创造就业的改革结合起来。

    所需改革的范围是巨大的。法国对劳动者征收的税率非常高。值得赞扬的是,奥朗德承诺为雇佣年轻人的雇主减税。但全面降低劳动者税负的效果将会更好。这是一个真正可能通过创造就业来使税收减少得到足够弥补的税收减免措施。

    欧洲企业还受困于各种繁文缛节。我最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刊登的一位希腊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为了创办一家互联网企业,不得不提交各种冗长的表格,最离谱的是应一位官员的要求进行粪便抽检。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与全职合同工人享受的过分保护和福利密切相关——这让雇主对招聘新人保持谨慎。正如一位西班牙商人最近抱怨的那样: “在这个国家,与妻子离婚都比解聘员工容易。”

    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是艰难的,甚至还会有风险。在意大利,近几年有两位建议政府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济学家遭到暗杀。但长期而言,此类改革是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途径。

    相比之下,关于欧洲靠支出摆脱债务的呼吁是一种幻想。当然,关于削减赤字步伐的讨论仍有空间。但在高税收、严监管、负债累累的欧洲,更多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只会建造又一条无果之路。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