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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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 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 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二(1)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捸C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在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记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萧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 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山中”和“京师” 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人甚鲜。

二(3)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三(1)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 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三(2)

  国会分上、下两院:“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公侯伯子男,为公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当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冲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即使民众对国会也可施加影响:“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第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肯定了总统制、国会制度等。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 “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在《后叙》中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制度、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魏源以中国炼丹术的取阴补阳等陈旧观念理解西方的天主教,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书《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之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魏源、徐继畲这些人身上,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

  《海国图志》影响了近邻日本。1850年,三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就被封禁。1853年,又有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有 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除了几部被留作御用,有8部出现在普通的市场上,以后年年都有输入,还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有些是节选的,在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深受欢迎,此后才逐渐被袑芋A因为开放的日本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他曾写下十首纪游诗。他喜欢西湖,1856年秋天,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曾与何绍基、金安清等各带金石书画,到西湖船舫共赏。“晴湖不及雨湖好,雨湖不及月湖窈。”“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他在西湖留下了许许Y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至今已找不到踪迹了(新建的一个名人墓群中据说有魏源墓,但已不在原址)。

 

三(3)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3.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徐继畲著,《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5.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6.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龚自珍纪念馆编,《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汉武著,《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离龚自珍死50多年,魏源?30多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14年的动荡乱世,经历了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经历中法战争,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东邻的一个蕞尔岛国,被迫签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而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从表面上看不仅不亚于日本海军,论吨位、装备甚至还有优势,从早期的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已有30多年,最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这才受到震动,这才有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

  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衰世”告别的道路。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