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Monday, October 13, 2008 - 11:18 a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621.htm

柳敬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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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zg/zg081013_506.shtml

广州讲古佬将获国家补贴

(2008-10-13)

● 曾实(广州)

曾实(摄)

  周六下午三点,63岁的颜志图与他19岁的徒弟彭嘉志如常准时出现在广州文化公园的棋艺馆。这名被称为“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的说书艺人,在这里用粤语长篇连讲《洪熙官》,已经讲了将近四年。

  棋艺馆不大,仅能容纳70人左右,但坐满了等待的人。这群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的观众,正期5着他们每周一次的“文艺大片”上演。今年72岁的罗伯,已经在这里听了超过三年:“就像是追电视连续剧似的,每周六我都会来这里。”

  尽管观众都已是熟悉的老朋友,但颜志图还是一丝不苟地换上中式缎面长衫,带上折扇与醒木作辅助道具。“闲文少叙,书归正传”,他迅速进入了演出状态,沉浸在传奇人物洪熙官的故事里。

  颜志图表演的说书,在广州称作讲古,意为说故事。广州这一民间艺术源于北方的“评书”,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后来渐渐自成—派,除了采用粤语来说A 6外,作品本身也多富本地特色。

  尽管广州的广播电台同样有用粤语讲故事的节目,但传统说书艺人认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彭嘉志说:“讲古的艺术融入戏曲表演,讲究发腔、语言技巧与表演技巧。相反,在电台里说书不讲究这些,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开讲,很多还不是直播。”

  颜志图以直接面对观众的方式,坚守传统讲古的阵地,因此被称为“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然而,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讲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陷入日渐式微的困境。

  从1980年代=E 6开始,广州陆续关闭讲古坛。当最后一个讲古场所也在2001年被取消后,作为职业艺人的颜志图,一度转而以教武术谋生。

  直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讲古在广州的生存状态,质疑这门艺术是否将会消失,并称颜志图是“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才很快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


  2004年起,广州的老城区里又开始出现了讲古坛,包括文化公园在内,现在共有三个。尽管规模不大,但讲古艺人终于又有了表演的舞台。

  然而,目前活跃在广州舞台的讲古艺人,实际上只有颜志图和他的几个徒弟,这令颜志图常常感到很寂寞,他说:“这个行业似乎已经穷途末路了,但我也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来振兴说书这门艺术,希望尽可能多吸引一些观众。”

  目前,颜志图除了定期在文化公园、三仙观等地固定演出,领取一点“车马费”外,主要靠商业演出与公益演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他的徒弟彭嘉志透露:“收入非常低微。”

  仍在大学求学的彭嘉志,则利用闲暇时间在广州一家偏远的茶楼说书,每次演出,他要挤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却有可能上茶馆空无一客的现象。同样,他也只领取非常少量的“车马费”。今年9月,这家说书茶座开张正好满一年后,宣告关闭。

  2007年3月,广州把“粤语讲古”列入了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市文化部门陆续开设了市民讲古大赛之类的活动,努力扩大讲古与听古的群众基础。

  然而,一阵并不算热烈的风吹过之后,颜志图和他的徒弟面对的是一如昔日的平静。来到讲古坛听说书的,仍旧多是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如果偶尔有孩子或者年轻人过来,就会让颜志图感到非常高兴。

希望政府开培训班
培养年轻观众兴趣

  观众群的年龄断层,也让年轻的彭嘉志担忧:“不培养观众,传统艺术就很难发展。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让孩子们明白传统文化的价值,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他希望政府开设一些培训班,培养更多人对这门艺术的兴趣。同时,他也希望政府可以拨款资助:“职业讲古艺人的收入实在太微薄了。”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E5术委员叶春生告诉本报,通过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开会评审,已经认定颜志图为粤语讲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按照相关设想,国家将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政补贴。

  已度过40多年说书生涯的颜志图,如今只有朴素的愿望。他希望广州多开设几个说书的场所:“让我的几个学徒都有可以演出的地方,不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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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

  柳敬亭(1587一1670?) 祖籍南通余西场,生于泰州。原姓曹,名永昌,字葵宇。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15岁时强悍不驯,犯法。得泰州府尹李三才为其开脱而流落在外。先后逃亡于泰兴、如皋、盱眙。因听艺人说书,也在市上依稗官小说开讲,居然能倾动市人。后渡江南下,变姓柳,改名逢春,号敬亭,因“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沈龙翔《柳敬亭传》)。在云间(今上海市)得到莫后光的指点,书艺大进。之后,到扬州、杭州说书。崇祯七年(1634),“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 ”(吴伟业《柳敬亭传》),柳敬亭也到南京说书。他“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张岱《陶庵梦忆》)。连侨居在南京的吴桥范司马、桐城何相国,也引柳为上客。崇祯十三年,到左良玉军中说书,常住武昌,并帮办军务。清兵入关后,替左良玉出使南京和南明王朝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疏通关系,南明称他为“柳将军”。清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死,马士英、阮大铖谋捕柳敬亭。柳出逃苏州,重理旧业。以后在扬州、南京、清江浦、常熟等地说了十年书。至顺治十三年春,已69岁高龄,到驻在松江的苏松常镇提督马逢知处任军幕。但郁郁不得志,三年以后,离开军中。康熙元年(1662),柳敬亭于淮南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演出于各王府之间,和官僚政客接触频繁,有相当影响。曹贞吉《珂雪词》书首附录词话载:“柳生敬亭以评话闻公卿,入都时邀致接踵。……敬亭名由此益重。”后于康熙四年南返,经扬州至泰州。又有一说,谓柳曾两次去北京。第二年又到安徽庐州,后仍在南京说书。余怀《板桥杂记》记他:“年已八十余矣,间遇余侨寓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至康熙七年,张潮编《虞初新志》,选吴伟业《柳敬亭传》时,在席间见过柳敬亭,这时柳已经82岁。柳敬亭说的书目,虽取之于现成的小说话本,但并不照本宣科,阎尔梅《柳麻子小说行》记:“科头抵掌说英雄,段落不与稗官同”;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记载他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称:“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说明他在表演时,对原文有很大发挥,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他以说表细腻见长,改原作内容,从说书艺术的特点出发,有增有删。张岱说他“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增饰)截(删削)干净,并不唠叨 ”。在语言运用上,他不满足于平说,而是以轻重缓急制造气氛,以形象化的手法写人、状物。阎尔梅说他“始也叙事略平常,继而摇曳加低昂”。“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明朱一是《听柳生敬亭词话》也说他“突兀一声震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檐下猝听风雨人,眼前又睹鬼神立,荡荡波涛瀚海回,林林兵甲昆阳集,座客惊闻色无主,欲为赞叹词莫吐”。他还善于在书词中补充社会生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爱憎融于书中。对此,黄宗羲《柳敬亭传》写道:“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滑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他在说书中形成的这些特点,一直为后世评话艺人所仿效。柳敬亭常说的书目,据有关资料的零星记载,多为长篇中的选段。所据选取之长篇,大致有《水浒》、《隋唐》、《西汉》。另外,传说柳敬亭还留下《柳下说书》百篇。柳敬亭说书60年,南达绍兴,西到武昌,北到北京,名重一时,大半生没有传徒,到晚年才收了扬州人居辅臣。他晚景凄凉,有人认为他因冻饿而死。
  柳敬亭(1587-约1676),明末泰州(今江苏泰县,一说通州)人。原姓曹,名逢春。十五岁时因犯法亡命盱眙(今属江苏),改姓柳,称「柳麻子」。十八岁学说书,特拜对说书理论深有研究的莫后光为师。后随师到南京秦淮河“长吟阁”说书,声名远扬。崇祯二年(1629年),定居南京,与东林、复社名士多有交往。
  柳敬亭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危机。他与名将左良玉结为知己,曾深入军营劝其竭力抗清,并以说书鼓励士气,后左良玉病死九江舟中。柳怀念旧友,回到江南,酒酣之时,向人痛说左良玉遗事,闻者无不泪下。
  明亡后,清廷厉行“剃发令”。柳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需要为名,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代衣冠,以寄伤怀故国之思。他曾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京城说书,但不久即南归,流落江南。晚年寓居南京,生活穷困,极为凄凉。死后葬于苏州。
  柳敬亭的遗作,有说书底本《柳下说书》8 册100 篇。关于柳的说书技艺,黄宗羲《柳敬亭传》有生动描绘:“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檀板之声无绝。”
  柳敬亭原名曹永昌,南通州余西场人,祖、父,皆在余西镇上经商。其叔父在泰州-余西间往来经商。永昌之父奉永昌之祖命,或之泰州,助永昌之叔一臂。永昌少年好动,或随父至泰州叔父歇脚处一游。
  及长,曹永昌化名抑敬亭,往来于余西、泰州、扬州、金陵、苏州、北京、等地说书言志,拥明反清。
  曹永昌在金陵传有子嗣;永昌高寿,终,葬余西场祖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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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October 06, 2008 - 03:26 pm: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4548235.shtml

王羲之5大名帖 故宮破天荒同時展出

2008.10.07 04:22 am

【聯合報╱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與中華民國同一天生日的故宮,在光輝十月主打「王羲之牌」,史無前例同時展出王羲之五大名帖「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與「遠宦帖」等限展名蹟,現已吸引近千位日本書法迷專程來台朝聖。

故宮「晉唐法書名蹟特展」僅展出十七件書法,但其中就有七件為故宮限展書法(故宮限展書畫共七十件),堪稱國寶盡出。除了創下歷來故宮「最完整」展出書聖王羲之書法的紀錄,另有唐代狂草極致的「懷素自敘帖」、後人評為天下行書第二的顏真卿「祭姪文稿」,和集書法藝術、詞翰、理論於一的孫過庭「書譜」等書法史上極具代表性的書法名蹟。

頭一次同時展出的「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與「遠宦帖」是王羲之楷、行、草的典型代表作,皆為唐摹本,因王羲之親筆墨蹟已蕩然無存,上述書帖是傳世公認可靠的「國之至寶」。

故宮書畫處處長何傳馨說,中國書法到了東晉時,書家致力於鍛練書法技藝,探究筆法中自然妙有的美感,追求「工夫」與「天然」並美,尤以王羲之最具典型。

南朝至隋唐,由帝王主導,進行王羲之書蹟的收藏鑑定及摹寫刻石,特別是唐太宗的極力擁護、定於一尊,更建立了以王羲之為模範的古典傳統。

「王羲之一千多年來被不斷臨摹的『帖』,其實大都是他寫給朋友的信。」美學家蔣勳解析,「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和「遠宦帖」都是他的信。這些短如「簡訊」的信件蘊藏「平實樸素的文學情感」,如同簡訊文學般別具一格。

其中,「奉橘帖」只有十二個字,是王羲之送橘子給朋友附帶的一紙便條,強調橘子未經寒霜,未可多得。「何如帖」只是問候,卻傳遞著王羲之歷經戰亂流離之後,頓感人生的虛無頹廢。

蔣勳指出,王羲之的書信「沒有偉大的人生議論,沒有刻意造作的文體風格,沒有華麗修飾的辭藻」,出身貴族豪門、歷經戰亂與政治汙濁的王羲之只是平凡書寫他的「簡訊」,或問候朋友平安,或為大雪初晴而興奮…而王羲之的「簡訊」除呈現書法之美,也「傳述了晉人偏安江左一清如水的文學風格。」



「晉唐法書名蹟特展」展期只有四十天,即日起展至十一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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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aturday, August 30, 2008 - 10:10 am:     

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7587633.stm
Wagner says goodbye to Bayreuth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00034,00.html

拜罗伊特音乐节夺权之争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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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和女儿卡特琳娜

以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北部小城――拜罗伊特命名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每年都会吸引世界音乐爱好者的目光。而音乐节的引人之处不仅在于其舞台上的创新,选谁来接任现年89岁的沃尔夫冈•瓦格纳音乐节掌门人的位置也成为了德国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经常公开对音乐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的沃尔夫冈的侄女妮可•瓦格纳在最后一刻提出了竞争音乐节掌门人的位置。

妮可·瓦格纳提出申请接替叔叔的位置着实让人感到惊讶。更惊讶的是她要与欧洲知名歌剧院院长吉拉德·莫迪埃先生共同申请继任音乐节总监。妮可·瓦格纳解释说:“拜罗伊特音乐节流着瓦格纳家族的血液,它属于家族共同的事业。现在是一个要真正改变的机会,我将尽权力让音乐节有所变化,找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

长年的家族之争

沃尔夫冈自1951年起就担任音乐节总监。近年来,他的年龄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当人们热切盼望一种新气象时,来自家族内部争夺其位置的戏剧则欲演欲烈。越多后来人争夺沃尔夫冈·瓦格纳的位置,他就越会紧紧守住自己的位子。作为拜罗伊特音乐节创始人理查·瓦格纳的孙子――沃尔夫冈,和他神圣的音乐圣杯的故事成为小说家们热衷的素材。现在德国民众关注家族斗争比关注拜罗伊特的作品兴趣更大。

困扰了沃尔夫冈多年的权杖交接一事,前段时间似乎有所平息,但记者们却悄然记录下来自瓦格纳家族的每一点动向。沃尔夫刚有过两次婚姻,年仅24岁的卡特琳娜是他与第二任妻子的女儿。卡特琳娜指导歌剧短短几年就和父亲与首任妻子的女儿伊娃·瓦格纳-帕斯科威尔成为了继承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有力竞争者。

卡特琳娜其人

在今年举行的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卡特琳娜通过网络将她开幕式的问候语呈现给观众。她表示:“作为艺术形式上的改良,本届艺术界的开幕式是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艺术活动之一。”另外,这也是将理查·瓦格纳对艺术的出发点从流行于大众走向商业化的一个转型。之前的瓦格纳人怎么也没想到,人们会在网络上,荧光屏前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欣赏艺术节。

现在妮可·瓦格纳也让欧洲知名歌剧院院长吉拉德 ·莫迪埃参与到她们的竞赛中。他的加入让瓦格纳家族的这场权力之争变得更加复杂。吉拉德·莫迪埃是一个善于向管理机构提出挑战的“革新家”,在他作为音乐家卡拉扬继任者时,萨尔茨堡音乐节也面临过巨大改革。他颠覆了歌剧演出的地点,尝试排演当代歌剧,该作法让他成为艺术界激进大胆的代言人。

独具创新

拜罗伊特基金会不能对妮可·瓦格纳的申请视而不见。妮可对瓦格纳家族长期以来的陈旧管理提出过尖锐批评。她在担当魏玛艺术节文化经理人时就显得独具风格。她说:“我认为一个音乐节的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换句话说要在思想和行为举止上协调一致。如果有可能让一个出色,而且有经验的歌剧制作人,或者是有瓦格纳家族血源的人来管理音乐节,这对瓦格纳家族是最好不过的了。”

现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未来就掌握在其基金会的手中。是让拜罗伊特音乐节继续保持家族世系制,还是从国际同行间挑选一位出色的人才?下周一,沃尔夫冈本人将提前作出预选。但最终的继任人决定权还掌握在基金会管理委员会手中。至少妮可·瓦格纳给委员会留下的是更多惊喜。

综合报道:严严/ Aya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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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7587633.stm


Wagner says goodbye to Bayreuth

29 August 2008

Wolfgang Wagner has bid farewell to the Bayreuth opera festival in Germany after 57 years at the helm.

The 88-year-old blinked back tears as the annual music festival, founded by his grandfather - composer Richard Wagner, came to a close on Thursday.

"I hope you leave the stage a happy man," said festival spokesman Peter Emmerich, in a speech to Wolfgang.

Wolfgang's tenure officially comes to an end on Saturday, but the battle to become his successor remains wide open.

Wolfgang agreed to step down as head of the prestigious music festival earlier this year.

Family feud

Wolfgang and his brother Wieland took charge of the festival in 1951, bu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Wolfgang became the sole director in 1967 - leading the festival single-handedly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n 2001, the festival's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includes Bavarian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 tried to force the ageing Wolfgang to step down by naming his daughter from his first marriage, 63-year-old Eva Wagner-Pasquier, to take over.

But Wolfgang refused to quit the post, dismissing Eva as incompetent and claiming his tenure was for life.

However, following the death of his second wife and longtime assistant, Gudrun, Wolfgang relented.

Earlier this year, he approved a joint application to run the festival by Katharina Wagner, his 30-year-old daughter with Gudrun, and Eva, who is currently artistic consultant at the Aix-en-Provence Festival in France.

Katharina organised the first live web broadcast and public viewing of an opera from Bayreuth this year - and has been credited with opening up the festival to new audiences.

Last minute bid

The matter appeared to be resolved - until Wolfgang's 63-year-old niece, Nike Wagner, submitted an unexpected application with renowned Belgian director Gerard Mortier.

Mortier, who helped bring about a successful resurgence of the Salzburg Festival, is to become general manag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City Opera in autumn 2009.

For her part, Nike runs the Perelinages festival in nearby Weimar.

The terms of the festival state that control must remain in the hands of the Wagner family, unless there are no suitable candidates.

The festival's ruling body, the Stiftunsgrat, will convene next week to name the successor.

The first Bayreuth Festival, directed by Richard Wagner himself, was held in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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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July 21, 2008 - 12: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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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的得主是旅日华人女作家杨逸,此一奖项从未颁给母语为非日语的外国人士,杨逸获奖显示在中国移民日增情况下日本文学界的转型。

  现年44岁的杨逸出生于中国哈尔滨,1987年留学日本,她先是从事新闻工作,之后在大学教中文。她的夺奖作品是近作《渗透时光的早晨》,评审团认为这是日本纯文学的最佳杰作。



旅日华人女作家获日本最高文学奖

(2008-07-17)



  今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的得主是旅日华人女作家杨逸,此一奖项从未颁给母语为非日语的外国人士,杨逸获奖显示在中国移民日增情况下日本文学界的转型。

  现年44岁的杨逸出生于中国哈尔滨,1987年留学日本,她先是从事新闻工作,之后在大学教中文。她的夺奖作品是近作《渗透时光的早晨》,评审团认为这是日本纯文学的最佳杰作。

  《渗透时光的早晨》描绘的是两个中国青年的遭遇,以及他们从天安门事件到北京奥运前夕的深切感受。杨逸在作品中穿插日本和中国诗词以及流行歌曲,巧妙地借此吐露主人翁的心声,这是一般日文着作没有的手法。

  去年,杨逸曾凭藉同样以描述旅日华人生存状态的处女作《小王》而获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社颁发的日本文学新人奖,并获一百三十八届芥川奖的提名,但最终以第二名的身份与大奖失之交臂。《浸着时光的早晨》是杨逸继《小王》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

  评审委员高树信子认为,杨逸以有别于日本人的视角看世界,对跨越国际观察作了极为突出的描绘。

  为纪念日本已故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而于一九三五年创立的芥川奖,旨在鼓励从事纯文学创作的文坛新人,是日本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大奖之一,被誉为日本文坛的“龙门”,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着名作家村上龙等都曾荣获该奖。

  7月15日晚,杨逸在东京自家附近接受了蜂拥而至的记者的采访。她笑容满面,欣喜万分地表示:“特别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被接受了。”

  共同社报道,杨逸身着特意为这一天而准备的深蓝色连衣裙出现在记者们面前。她表示:“原以为这次大概不会获奖。对自己的日语没有什么信心。真像是融入了日本。为作品获得认可而感到高兴。”整个采访过程中她始终笑容不断。

  杨逸表示:“身为一个旅日中国人,我以日语写小说,而且还能获奖,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无比高兴的事。”她说:“我不满足于只活在中国人群里,要融入日本的主流,只有写日文小说。”

  当晚7点多钟,杨逸正和出版社的人共进晚餐,通过手机得知了获奖的消息。杨逸说:“电话打来时我突然变得很紧张。完全忘了当时说了些什么。挂了电话后还是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之后给在九州的妹妹打了电话。妹妹还问‘真的没有搞错吗’”。

  芥川奖的评选会议在东京筑地的料理店“新喜乐”举行。现场也出现了中国媒体记者的身影。日本芥川文学奖评委高树伸子表示:中国作家杨逸的获奖作品描写了跨越国境之后才能看到的东西。读者能从中强烈感受到人顽强生活的情景。虽然与上届候选作品的选材全然不同,但水平很高,且日语能力大有进步,无愧于芥川奖。作为日语文学作品,与其他候选作品相比有着压倒性的力度。

  杨逸的父亲刘野在中国黑龙江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非常高兴,她是中国人的骄傲。杨逸从小喜欢读书。刘野说她是个很乖的孩子,做每件事都要坚持做到底。刘野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他认为家里书多可能对杨逸产生了影响。

  杨逸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刘野说由于家境并不富裕,杨逸赴日本留学后未能给她提供任何帮助,全部都靠女儿自己的努力。刘野表示将告诉女儿要戒骄戒躁。

  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藤井省三指出,中国人写的日语小说得芥川奖,可说是日本文学开国的一大突破。越境探讨文学更显示,日本社会在转型,必须对移民生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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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April 29, 2008 - 07:49 am:     

http://news.sina.com.cn/cul/2005-01-27/3548.html


两个犹太名女人:海明威妻子与邵洵美小妾(组图)

2005/01/27

【時報訊】聖路易作家蘇友貞新書「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八月七日由台灣立緒出版社出版,北京版則將在8月底前出版。該書由蘇友貞大學好友同學王德威作序,封面設計則係採用蘇友貞夫婿,密蘇里大學鄭大培教授之水彩畫作。


EH.jpg项美丽摄于高中毕业时
MG2.jpg葛尔红三十年代摄于巴黎
SS3.jpg项美丽与宋氏姐妹

  文/苏友贞

  我所居住的圣路易(St.Louis)位于美国的正中央,是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汇集之点,因其地理位置与临河之利,在历史上曾十分风光过,现在却不再时髦了。今年整个城市忙着庆祝1904年世界博览会的一百周年纪念,企图重振往日风骚。1904年的世界博览会,仍旧是如今已没落的这个城市里,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光荣史。那时的圣路易是纽约及费城以外的美国第三大城,人文荟萃,是一个风华熠熠的年代。而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也难免不沾染上那风华中庞然的世界宏观,而活出了充满前瞻气息的生命样式。我最近读到的两位女作家,就为这外放博大的生命姿态做了最透彻的见证。

  玛莎· 葛尔红(MarthaGellhorn)和艾米莉·哈恩 (EmilyHahn)前后三年之隔地出生于上世纪初的圣路易,就在世界博览会结束后的几年 哈恩出生于1905年,葛尔红出生于1908年,两个人都来自德裔的犹太家庭,在圣路易这个城市里成长受教育,她们的故居只有数条街之隔。离开圣路易之后,两人周游世界以四海为家,在那保守的年代,她们以单身女子之身遍行了非洲、欧洲、亚洲,也都到过中国,写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尤其是哈恩,她曾在上海香港前后住过8年,她的几本畅销书写的都是中国,其中包括了《宋氏姊妹》(TheSoongSisters)、《我所知的中国》(ChinatoMe)、《香港假期》(HongKongHoliday)、《中国,恍如昨日》(ChinaOnlyYesterday)。这两位充满生命力的女作家也都享有高龄,葛尔红活到90岁若不是她走了自绝之路,可能可以活的更长 ,哈恩则活到93岁。这两人辞世前后只有一年之隔 葛尔红去世于1998年,哈恩1997年 。

  “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

  葛尔红最为人知的恐怕是她曾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事实。反讽的是,那却是她自己最不愿别人提起的一段生平事迹,和她相熟的人都知道,绝对不能在她面前提起海明威,否则必引起她的暴怒。而海明威对他这位性格独立,不为大男人主义淫威所胁制的第三位妻子也是余恨未消,因为葛尔红是海明威所有的女人中唯一主动离开他,让他尝到被弃滋味的女子,大男人主义成性的海明威似乎一生也不能摆平这项“屈辱”。而在海明威所有的女人中,也只有葛尔红有着几乎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文学成就。尤其在采访文学上,海明威后期因为自我的过分膨胀,他报道二次大战的文字,一般评者都认为远不如葛尔红。

  葛尔红自西班牙内战起,一生采访过八个战争,最后采访巴拿马战役时,她已年逾八十。战地女记者本就是稀少动物,葛尔红却是其中常客,进出战火之中,有如家常便饭。她的战地采访文字以描述小市民的处境著称,是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人间故事。她自己也曾宣称她对所谓的战争的策略问题没有丝毫的兴趣,她的兴趣在人。

  葛尔红因采访中日战争而在1941年和海明威一起到过中国。在重庆访问了蒋介石及宋美龄,同时又在友人的安排下见到了周恩来。她的中国经验写在半自传性的《我和另一伴侣的旅程》 (TravelswithMyselfandAnother)里。葛尔红并不喜欢中国,和她所钟爱的非洲与墨西哥相比,中国在她笔下成了一个真正可怕的地方。平日四海为家可以随遇而安的她,却完全不能适应中国,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想早早离开。倒是随行的海明威对战时的中国喜爱异常,成日喝酒吃他极爱的中国菜,看着葛尔红坐立难安,刻意调侃她,说她“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葛尔红对宋美龄也一无好感,把她描写成了一个粗厉的恶婆。对蒋介石见她时不戴牙齿也曾大书特书 有趣的是哈恩在她的重庆之旅中,也写到了蒋介石见她时没有牙齿的情况 。

  海明威说她“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其实离真相不远,葛尔红有多年深居非洲的丛林,拒与他人往来。她一生虽然爱情故事不断,晚年却孤独一人,与一些崇拜她的年轻人为伍,在伦敦过完余年,最终是因得癌症而走上了自绝之路,她一生拒绝在美国居住,而对她的出生成长的圣路易,除了经常回来探视母亲外,一无缅怀之情。

 她的中国名字叫“项美丽”

  艾米莉·哈恩较为中国人所知。她的中国名字是“项美丽”,那是她的“中国丈夫”邵洵美为她取的名字。项美丽于1935年和她的姊姊到达上海,本也只打算小居数月,没想到一待就待到了1943年。到中国之前,她曾只身前去比属刚果,在黑色大陆的中央住了二年。和葛尔红一样,她周游世界,阅历广博,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出版过52本书,且有数
百篇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是身为女人,一生独立且成就如此之高的项美丽,却和葛尔红一样,最终还仍要“因夫而贵”。人们所记得她们的,仍旧是她们所曾有过的引人非议的爱情故事。

  我能找得到有关项美丽的中文资料,当然都是谈她如何成为邵洵美的妾的事迹。毛尖女士写的《邵洵美和项美丽》一文里,谈到东西方对这个爱情故事不同的着眼点,说得十分贴切。中国人写的传记里爱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并刻意强调这位白人女子只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好似其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在项美丽的自传及英文的传记中,她绝不是一个“被养着”的女人,她不但一直在经济上供养着邵洵美及他的妻小,并对邵洵美反复向她索钱有过多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中国男人“养妾”的怡然自得。 毛尖又说在白人男子指项美丽传记的作者KenCuthbertson的笔下,邵洵美却成了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毛尖引了传记中长段对邵洵美容貌的描写为证。这个观察自有其意义在,不过此处可能有点误引了。那描写邵洵美容貌的段落,并非Cuthbertson的文字,而是出自项美丽自己的一篇小说,所以大概并不能算是“白人男子”的观点。不过依循毛尖女士的取向,对照中英文的资料来看这一桩越国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两者不但在事件的记载上有着极大的出入,在情绪上更突显了许多东西方各自的一厢情愿。这些有趣的对比,可能值得另写专文讨论。

  项美丽在到中国以前已有不少文章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也写过几本小说,但她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文名,却始自《宋氏姊妹》一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得以写成,完全靠了邵洵美的牵线。邵的一位亲戚是宋霭龄的闺中好友,经由那位亲戚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霭龄见面,并由宋霭龄劝服了另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她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三姊妹中除了宋庆龄外,另两位都和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和葛尔红不同,项美丽对宋美龄非常有好感。她在自传中描述宋霭龄对她的情谊,读来也十分动人。因为对宋氏姊妹正面的描写,使项美丽在美国极受左翼分子的攻击。

  《宋氏姊妹》于 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到底那时美国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不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也十分浅显,《宋氏姊妹》的出版样本寄到香港时,项美丽赫然发现封面那个大大的“宋”字居然印颠倒了,出版社急忙重新装订才没闹出一场大笑话。《宋氏姊妹》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的自传《我所知的中国》。

  和葛尔红一样,项美丽拒受传统制约,两人又都是才貌双全,自然一生绯闻不断,但她一生真正浪漫且彻骨铭心的爱情,应是和英国少校鲍克瑟(CharlesBoxers)之间的恋情了。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惊世骇俗,绝不输于她和邵洵美的关系。有多少人的一生可以缔结两桩如是可以入书入戏的爱情

  鲍克瑟在战前即驻守香港,早在《天下》杂志中读到项美丽的文章,对她颇为仰慕,到上海时也特别前去探望她,当日却因其它杂务干扰,两人只匆匆相见无缘多谈。项美丽多年后在自传中写到送走鲍克瑟那一刻,自己没来由地觉得怅然。鲍克瑟回港不久就结婚了。

  两人后在香港重逢时,鲍克瑟的婚姻虽已出现裂痕,但仍是已婚之身,所以他与项美丽不久之后即展开的恋情并不为舆论所容,等到项美丽怀孕的消息传开,那就真的成为丑闻一桩了。战事急转直下,香港沦陷,鲍克瑟伤重生命危急,后又成为战俘,数年生死不知,项美丽和女儿回到美国后痴痴等待,一场一幕,真可拍成一部高潮迭起如歌如泣的电影。这对恋人最终克服万难,缔结了长达50余年的婚姻。

  作品之外不平凡的一生

  葛尔红与项美丽两人的生命有太多的平行处,但除了在文坛互闻声名外,两人却可能并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交集。在我找到的资料里,两人唯一见面是1941年,葛尔红与海明威在香港等着去重庆时。那时项美丽未婚怀孕的消息尚未完全公开,海明威曾自愿出来承担他是“孩子的爸爸”,好使鲍克瑟免受军法制裁。

  除了在政治上左右不同的倾向之外,葛尔红与项美丽文风也很不同。葛尔红的文字犀利严苛,几近冷峻,但对境况大局时有一针见血的灼见,所以她的文字常被收入各种语录。项美丽的文字则舒展铺陈,有很大的亲和力。而且她又有几近暴露狂的自白倾向,周围人事一网写尽,不给作传者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和葛尔红对私事的洁癖形成强烈的对比。

  两人对故乡圣路易也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葛尔红对圣路易有着极大的反感。项美丽对圣路易却一直有一份难忘之情,晚年还曾回到故居凭吊一番,那是80年代的初期 正是我自己迁居到圣路易的时候,圣路易已是今非昔比,她那一度是圣路易最高级住宅区的故居所在,已沦为贫民窟,老房子被一划为四,供四家共住,但她仍写了一篇长文,怀想她在圣路易所度过的快乐童年。

  现在读葛尔红与项美丽作品的人不多了,即便是在和她们有深厚关系的圣路易,她们的书也少有人借出图书馆。2003年CarolineMoorehead写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葛尔红传记,对葛尔红的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也许这本书可在读者群中激起一些对葛尔红作品的兴趣。当然,这两位作家在本质上是和新闻挂钩的叙事体作家,她们作品的生命自然与时事同起同落,不过她们文字中所表现出的优异文采,即使是时过境迁,仍有很大的阅读价值。但不可讳言的是,多数人对她们的向往,仍是她们在作品之外所活出的不平凡的一生。从她们传记的题目里,如《勇者无事》(NothingEverHappenstotheBrave)、《美丽的放逐》 (TheBeautifulExile)、《没人说别去》(NobodySaidNottoGo),我们就几乎可感到她们生命的质地——火热的生命力,不畏惧的精神,与拒绝不经思考地默守成规。她们在生活与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立精神,也早已远远地超越了那女性主义尚未萌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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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傅雷先生德艺俱备、人格卓越

傅雷百岁诞辰纪念。

2008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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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供新华网专稿

巴金生前曾经说过,他敬佩在文革中自杀的老舍和傅雷,认为他们都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在文革那样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知识分子这样独立的追求却根本无法实现。

他受到了"革命小将"残酷的批斗,人格受侮辱,尊严被践踏。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李朝全

今年4月7日是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关于傅雷,我最早的印象得自于中学时代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动,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殷切叮嘱,亲近蔼如,那种
和风晓畅、春雨润物的感觉。一个父亲,他50年前娓娓讲述的那些话,在几十年之后默默地汩汩地流进了每一个做子女、做父母的读者的心田,温暖,舒适,沁润,感动。上大学时,我又读到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100余万字,花很短的时间就读完了,我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顽强不屈的个人奋斗所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从此也在心里树立起了自我奋斗的决心和信念。

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前读过的《欧也妮·葛朗台》《艺术哲学》等名著也都来自傅雷先生的译笔。如此说来,对我个人人生观的确立和成长、对我文学修养的提升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几本书竟都与傅雷有关。而傅雷却早于1966年9月3日即已与夫人携手弃世远去。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书比人长寿!人的肉身早已不存于世,而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却一直萦绕在我们身畔,滋养我们,浸润我们,让我们身心愉悦,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让一个个懵懂小子学会了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立世。而那个思想和精神的泉源却早已如逐日的夸父一般,气尽而绝倒地涅槃驾鹤西去,能不令人哀哉痛哉扼腕叹息唏嘘无已乎?!

身在文坛,总听人讲起,就像已然成为文学掌故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只有一位作家,那就是巴金,巴金一生都靠稿费生活,晚年还将积攒的十几万元稿费捐赠给国家用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又听到了这样的议论,说是此言不确,因为巴老虽然不曾拿过国家工资,但却享受过国家提供的诸多福利和待遇。这大概是属于挑刺挑理的说辞了。现在,我又得知,傅雷一辈子都是依靠翻译稿费生活,没有工资,没有公职,甚至没有单位!在他的履历上,只有解放前在"上海美专"教书2年和在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昆明国立艺专和《新语》半月刊等有过几个月的任职,基本上依靠变卖家传土地等生活。解放后,他的生活全都仰赖稿费收入。他虽曾于1952年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1957年还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但均非编制内工作人员,非在编职工,在单位里连份档案都没有,--他的档案是存在街道的。因此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单位的人,也是无处领取工资福利的人。他的稿费收入开始时还可以维持小康乃至更高一些水平的生活,而到了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译作不让出版,断了稿费收入的傅雷几乎也就断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到1960年代以后,失眠、腰椎骨质增生、三叉神经痛、关节炎、白内障等病患不断困绕,长子傅聪从波兰被迫"出走"英国,傅雷可谓是身心交疲,翻译进度已大不如前,即想维持平常生活都很难。乃至于如此自尊的一位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至死犹称为"叛徒"的儿子傅聪求助,索取一些食物和其他的援助。他甚至还要向组织上伸手--可以想象,这样的张口对于他该是多么的不易,而他也只是向他从人格上信任的人、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张口。万万没想到,石西民也很快即被打倒,傅雷的窘迫始终无法舒解。到他自杀时,他在经济上几乎已濒于"破产"--房子和一些家具是租来的,所有的钱财仅够维持一年的生活所需!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思想上要求得自由、求得独立,恐怕首先必须面对并解决经济、财务上的自由和独立,必须要有良好的物质保障。

巴金生前曾经说过,他敬佩在文革中自杀的老舍和傅雷,认为他们都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自杀的勇气和胆量,也不是所有的自杀都与尊严和人格密切相关。死是容易的,死却并不简单。按说,傅雷虽出生地主,并曾于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但在1961年10月他已经被摘帽。政治身份似乎并不是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至少不是惟一的原因。傅聪的出走、生活的窘迫带给了他相当大的打击和压力,但归根结底,傅雷自杀最根本的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轻侮,自己的人格受到了践踏,蒙受了如此羞辱而且无法洗雪:一群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本是为寻找他们钢琴系主任的反革命罪状而来抄傅雷的家,孰料竟抄出傅雷的"反革命证据"--一面背面嵌有蒋介石照片的破镜子、一本有宋美龄画像的旧杂志。这两样旧物本是亲戚寄存他家,但他不愿牵累亲戚,始终不肯说出真相,只说是别人寄存的。于是,他受到了"革命小将" 残酷的批斗,人格受侮辱,尊严被践踏。这在如此清高、一直闭门译书、几乎与世无争的傅雷看来,无疑是任如何也无法接受或容忍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已没法再在世上苟存,他选择了从容的死:在与妻子认真合计之后,写好了遗书,对后事作了仔细的交代和安排,而后坦然赴死,英勇就义,以死抗争。

今天回头来读傅雷,来看傅雷,这的确是一位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文艺评论家。为了精进自己的译艺,他深居简出,几乎谢绝了一切的公务、事务和杂务。他放弃了单位、工资、公费医疗、福利等一切生活保障,几至孤注一掷,将时间、精力和心思全部倾注在翻译上,依靠翻译生活,依赖翻译安身立命,的的确确是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所有都献给了翻译事业。他秉持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样的座右铭,推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为达此目标,他对过去的译作不断地挑剔,不停地推倒重来,重新翻译修改,即使是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100多万字厚重的巨著,当年翻译已费时3年,解放后他竟花费两年工夫重译!他对别人的艺术创作既有很高的独到的评价,也有不少尖锐的直率的批评。而不管别人如何推崇、肯定他的译作,他自己却是始终都不满意的,始终都要求精益求精。因此,他确是一位在艺术上以身作则、以身垂范的大家。

傅雷1946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但1950 年他却宣布退出民进,因为在他看来,民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以,终傅雷之一生,他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与世无争,独善己身,潜心艺术,但在文革那样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知识分子这样独立的追求却根本无法实现。他在自己微小的一隅,顽强地做着自己的翻译,耐心培育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在长子成为"叛徒"之后,又永葆父爱、耐心和苦口婆心,在纸上同孩子交流做人的道理、做人的准则,要他爱国、爱生活、爱艺术、爱自己,胸怀广大,放眼世界。言辞由衷,言辞动人,言辞发自肺腑,倾情于自己至爱的孩子。而或许正因为作家内心积蓄着太多、太深、太厚的爱和痛,因此下笔时始终如此从容真切,情感如此饱满丰沛,文字如此平易生动,毋庸置疑地最终要成为古今中外家书的典范、家教的经典。

陈忠实说,作家要努力写出一部死后可以给自己当砖头的书。《傅雷家书》就具有这样的分量。一部《傅雷家书》,影响了多少中国人。可以说,有中国人处,皆知《傅雷家书》,皆读《傅雷家书》。一部书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傅雷的一生应当说是很值得的了。而他还有那么多的译著,许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名译。这些,无论成就了哪一桩,都足以让作者或译者青史留名,而傅雷竟成就了那么多桩功业!古人说,人生有三大成就可以留传后世:立功、立德、立言。傅雷的一生,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硬铮铮、卓越而杰出的,他的人格力量、他的精神命脉一直在你我、在我们一代代的读者身上流淌、延续。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略微告慰于这位前贤的地方吧。

在傅雷百岁诞辰之际,我也就把这篇随感寄于先生的灵前,算是对他的一点微薄的纪念吧。

2008年4月4日清明 于北京



以下照片及節錄選自《傅雷書簡》與《傅雷家書與傅聰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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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April 06, 2008 - 11: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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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巨匠卡拉扬诞辰100周年

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正如他那个时代的李斯特,帕格尼尼一样,是当时备受关注与青睐的艺术大师之一。出生于有“音乐王国”之称的奥地利,卡拉扬在20岁时,即以乐队指挥的身份登台亮相。此后,随着他音乐生涯的展开,这位天才级的音乐家以严整,瑰丽而精雕细琢的指挥风格征服了全世界。明天(4月5日),时值卡拉扬诞辰10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撰写了相关报道,来纪念这位至今还为人称颂的艺术家:

卡拉扬擅长指挥19世纪,即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作品,从贝多芬到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瓦格纳直至柴科夫斯基及理查德•斯特劳斯,而对现代音乐则涉猎较少。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卡拉扬称得上是最具天赋的歌剧指挥家,并成为了当时那些顶级歌剧演唱家的御用指挥。德国著名的次女高音克丽丝塔•路德维希(Christa Ludwig)与他在音乐会及歌剧舞台上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根据这种长年的合作经验,她表示,几乎没有人能像卡拉扬那样,一方面帮助歌唱家克服自身缺陷,而另一方面,则可将其长处发挥到极致。

她说:"让我再去找个人来合作完成《费得里奥》,这会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作为一个女高音,我需要一定的节奏来完成作品的演绎,而他会考虑到这一点,会为我加快整个乐章的速率。或者,当告诉他,这一段的演唱会有些困难,因为我需要运足气息时,他也会在指挥中照顾到我的要求。"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瑞士卢塞恩音乐节,萨尔茨堡音乐节,在所有这些欧洲大型的音乐盛会中,这位艺术大师都留下了自己的精彩表演,而这,几乎让其他所有指挥家都难以望其项背。

对瓦格纳的音乐,卡拉扬一直情有独钟,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指挥演绎瓦格纳的作品。当1967年他个人创办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向众人亮相时,这一梦想最终得以实现。

"在辞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职务之后,我想继续演绎瓦格纳的作品。这也是从那之后我工作的重心。"

不管是报纸上还是电视上,人们立即就能辨认出卡拉扬醉心指挥的画面:灰白的头发,精心打理过的"卡式"造型,双目紧闭,几近自失地投入演绎。不管是音乐会的现场表演还是节目转播,在他眼中,既无观众亦无音乐家,有的仅仅是随着他手中的指挥棒逐渐展开的神奇音乐世界。

"这点本来就很难解释,在那时,视觉戛然而止,随之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正如他对美和财富的热爱一样,卡拉扬内心的创作欲望以及被世人认可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在欧洲所有重要的音乐中心,都留下了卡式指挥的印迹。此外,他还多次独自完成了贝多芬交响乐完整版的唱片录制。

"当两个灵魂,即当一个自己的灵魂和一个众人的灵魂都敲着相同的节拍时,世界上最最美妙的事就出现了。这是一种并非每天都能体悟到的幸福感。但它一旦出现,当人们能感受到这同拍同响时,也就用心触碰到了完满和和谐。"

但最终,卡拉扬还是与他的乐队不欢而散。1989年的夏天,在自己位于萨尔茨堡郊区安利夫的家中,卡拉扬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带着痛苦和孤独与世长辞。

他并非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那样的理论家,也非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那样的狂热者,亦非切利比大奇Sergiu Celibidache那样的思想家或萧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那样的音调改革家,但是,卡拉扬成为了古典音乐的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也是音乐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鲜活传奇。他的唱片给世人留下了无可匹敌的财富,而他自己,也堪称20世纪音乐史上最杰出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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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馮·卡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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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卡拉扬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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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March 18, 2008 - 06: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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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 台湾人·旅人·女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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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京 (2008-03-14)

  胡晴舫曾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所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女性主义者,素食者,小说家,经济保守主义,爵士乐迷和伦敦居民";作为"现代性的孩子",胡晴舫也拥有多重身份: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台湾人,一个游走不同城市的旅人,一个嫁给罗马尼亚人的女人,一个在家写作的作家。

台湾人的身份,别人看不见

  胡晴舫出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戏剧硕士。她曾在剧场、广告界打工,后参与多本杂志创刊,如《花花公子》(Playboy)、Esquire国际中文版等,也曾旅居香港、上海、北京、伦敦、巴黎等城市,常去纽约和伦敦。

  聊天中,说起话来干脆利落手势丰富的胡晴舫强调,她看世界的眼光,是从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出发。她说:"台湾人明明有护照与国籍,但国际社会没有看到我们,我们是不被看见的。"

  被人看见,是个体存在的最根本;不被看见的个体、民族、国家,自然存在着身份的焦虑感。她进入很多国家的关卡,印戳不是盖在护照,而是夹杂的一张白纸上。

  妈妈是公务员,爸爸是生意人,胡晴舫从小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苦苦追着各式经济指数,是个急于工业化以达到现代化的时代。所有人似乎一夜致富,除了买房子,也把孩子和钱财送去美国。

  作为上过班的作家,办公室内人事的纠葛,一度让热血冷眼的胡晴舫大失所望。而她回头自省,正因台湾成长环境与在美国中西部求学环境的人情味,令她始终相信人性的美好与价值。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纽约和加州的结合,其实中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那里的人对面会打个大招呼,唯恐你看不见。"

  胡晴舫说,当前台湾社会就像突然泄了气的气球,又像失去灵感的诗人,再也找不到前进动力,毫无斗志。她为《中国时报·观念平台》撰文说,所谓台湾人的主体意识,是指在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工作的每个独立个体的人权意志。有了实践这份意志的权力,不该还天真期待政客骑着白马来拯救自己,而该细想如何担起公民责任,恰当使用自由。

  每个台湾人出生的那一刻都知道自己必须比其他护照的子民更加倍努力,因为没有抱怨的本钱,也没有时间悔恨。可是,她对台湾还是有信心。只要台湾人不放弃,台湾就还有希望。

  胡晴舫身上所扛负的政治符号与国族纠葛未免不是包袱,但她觉得"现代性会是我们的巨大翅膀,帮助我们飞高,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景色,而不只是从我们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旅人的身份,在移动中信赖

  在全球化年代,胡晴舫也是一个旅人。历代作家喜欢讴歌田园的美,但胡晴舫毫不回头地说,"城市是我们的家园。牧歌式的田园谁不想要,但不是我的调调。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说难听点,我们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旅行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的达沃斯(Davos)子民,去东京是去剪个头发,而不是参观什么景点,他的下个城市可能是纽约。

  全球化也是不可能回头的,她指出,连恐怖分子也不能阻止,恐怕只有石油危机才有办法。很多人抱怨全球化的弊端,而她认为:自古以来,流动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必经之路,抱怨全球化的人因自身不能流动,没能从中获利,因赶不上时代而处于弱势。

  互联网更是一种流动,是一种脑子的流动,人人坐在办公室内,其实天天都在流动。胡晴舫说,10年前互联网刚诞生时,现代人一天的信息量相等于18世纪巴黎人一年的信息量,现在可能是15年的信息量。现代性的孩子患有资讯与快节奏焦虑。

  "你以为现在已经变得很快,但将来变得更快。节奏不可能慢下来。现代人将永远惊惶失措,文学的价值则在帮你思考,而思考是你唯一的武器、救援,也是唯一的财富。思考会令人忧郁,但不可怕。恐惧比忧郁更可怕。"

  还有,信赖,是全球化的基础,你不能欺负陌生人,因为有一天你必然是陌生人。健康的全球化会改善人类的品德,有了信赖,才能去远方做生意,互联网更需要信赖感。

  生活在亚洲的胡晴舫认为,崛起的亚洲在面对一个特别的年代,亚洲人更需要帮助自己人。她有过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让她更有亚洲意识。

  "唯有亚洲人的根基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否则就将是边缘人。在人权之外,族群的价值就是要给予人自尊,有如土壤、水源,如果没有,植物就不能成长。你从哪里来,这就是你。"

  "拿什么护照,不过代表你在哪里缴税。但你要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尊敬,对当下的土地与环境认同、尊重。你可以拿他国的护照,但哪里是你的城市?我现在住在香港,为维护皇后码头,也去签名以表支持。这是一种对城市的关怀。在外旅行回家,都是说'回香港',香港是我的城市。"

女人的身份,不断在怀疑

  有个性感洋名"洛丽塔"(Lolita)的胡晴舫也说,女人在这个年代也不断在移动,50年前,这不可能发生。

  她曾说"女人是台湾的希望",因为传统上,女人的特质,如讲究美感、生活品味、容忍、不躁动、观察世界等,这些都是文明的特质。现在一些都市玉男也呈现女性化的特质:不躁动、不强势等。要看一个社会有多进步,女性的地位是指标之一。

  她在问:为什么法国的女人有作家在书写,而亚洲的女人这么丰富精彩,反而被忽略?尤其在都市文明社会,亚洲家庭都靠女性在支撑。

  "亚洲女人最令人惊讶的是她们的韧性。亚洲家庭看似男性做主,其实都是女性在摆布,包括怎样养小孩。她们沉得住气,刻苦耐劳,什么都要张罗,从公婆、丈夫、小孩到公司老板,人情像蜘蛛网包住她们。她们一天的作息表会吓死人。她们太超人了,太牢靠了,因此长久被忽略。"

  她说起日本电影导演成濑已喜男的《晚餐》,丈夫每天下班回家跟太太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饿了!"每天忙着烧饭、洗衣、抹地的太太,眼见侄女来家中暂住,惹得丈夫心思思,有感而发而不告而别。丈夫后来约太太一同晚餐想和好,不小心还是说了一句"我饿了",再加一句"对不起"。

  后来,女人也上班了,"职场让女人有个舞台可以展现聪明才智,以前都是隐藏在家庭里头,而哪个家庭不是小型企业,哪个女人不是天生的CEO?女性现在已经在公共空间被看见。只要看见就习惯,没有看见就会怀疑。"

  但是,"当男人上班的第一天,他所要克服的问题只有如何自我表现……女人上班的第一天,除了解决上述那些问题之外,她仍要面对她自己。"女人有了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桌子以后,还有很多自我怀疑,是不是跟阿拉丁神灯精灵要错了愿望?

作家的身份,说出这个时代

  胡晴舫两年前离职后在家写书,她也在《联合报》副刊写专栏"城市忧郁",为《皇冠》杂志写"人间喜剧"。

  她认为,作家写作要确定自己的文体,也要确定题材值得书写。"只要有人说过,而且说得比我好,我就不说了。现在读者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旅人》(2001)写的是旅人在全球化都市中的移动,可说是作家的核心思想;《她》(2001)素描一个个亚洲女性的肖像;罗马尼亚版画家米尔察·波济胥(Mircea Bochis)绘图的《机械时代》(2001),写工业化时代生活的单一呆板;《办公室》(2005)是"失业"在家后写的职场丛林人性百态,从25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女强人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

  "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胡晴舫如是说。为她的书作序的文化评论家李欧梵说:"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因为这个"新世纪的工厂"就是办公室……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

  胡晴舫说:"基本上,我对现代性很感兴趣,也就是现代人吃饭、睡觉、旅行、上班等生活形态。有人写餐厅,有人写休假,而有谁不上班?办公室占据80%时间,虽然苦闷无聊,但居然没作家写办公室,实在奇怪。只有当过会计师的卡夫卡写过《变形记》,现代性大师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写过《惶然录》,他们把现代人生活的荒谬性写得很好。一般人害怕上班,上班族表面光鲜,其实内心对金钱、生命、时间恐惧,我只有深深的同情。"

  她也认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比百多年前来得复杂,一切看起来如此便利,但看不懂背后的逻辑,比如提款机后的金融系统等。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看我就是看你自己。刚开始写作,老是得罪一批老一辈的作家,觉得我的观念太奇怪,可也有老一辈作家为我辩说:'你们到底要讲真话的年轻人,还是唯唯诺诺的年轻人?'我只能说出这个时代,我只能代表这个时代。我不只是写自己,也在写你、他,我们这个年代的事情。比如,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只能代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

  当然,现代性的孩子是没有答案的,也不需要答案。她总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世界,准备相信世界上可能有一种以上的真理,或者根本没有。

外一章关于美丽

  胡晴舫早前接受本地一时尚杂志访问,在杂志安排下,穿了一套Raoul桃红色裙装,在恭锡街25号美食书店咖啡座"25度C"拍照。

  对于娇柔的桃红色,胡晴舫有点抗拒。私底下,她的穿着不是黑就是白,这几年夹杂着灰。她笑说,妈妈偏爱红色,她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是红色,红彤彤地长大之后,就极力想摆脱这个颜色。在妈妈眼中,这个女儿是"铁齿"的。

  拍照过程中,她也想起在《花花公子》工作时,眼睁睁地看着娇人的台湾美女因露了两点,被家人及男友唾弃。

  胡晴舫说:"《花花公子》是个身体的世界,欲望的世界,人性的世界。这个社会给予美女一种幻觉,她们以为能通过美色获得金钱地位;其实,从小在过多目光注视下长大的美女,身体往往过早被男人侵占、剥削,美貌往往变成一种包袱,甚至,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