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1/07/110725_norway_cou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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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民众用鲜花和烛光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

http://www.zaobao.com/yl/sl110725_001.shtml

极端右翼主义抬头敲响警钟

社论 2011年7月25日

  上周五,挪威相继发生爆炸和枪击案,总共造成93人死亡,近百人受伤。这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所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事件。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栋政府大楼所发生的爆炸案,以及在于特岛青少年夏令营所发生的枪击案,均为一人所为。

  干下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冷血凶徒安德斯·布雷维克,并非境外恐怖分子,而是挪威本土极端右翼主义者。他既反移民,也反回教徒。根据其律师的说法,他这样做是要通过攻击挪威社会来促成社会变革。

  根据布雷维克的供词,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两起惨案都是他一个人干下的。至于是否属实,尚待查证。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行动,都指向了一点,即欧洲近年来开始盛行的极右翼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诉诸行动的阶段,而且是暴力甚至恐怖行动。

  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源于德国的纳粹主义这两种极右主义,是诱发二战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战结束后,欧陆各参战国民生凋敝,加上1930年代大萧条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

  在失业率始终高居不下,生活长期困顿的社会背景下,把造成失业的原因归咎于犹太人等外来移民的极右主义主张,极易俘获人心。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得以在德国和意大利迅速扩张的关键原因。

  二战结束后,左翼思想抬头。为了预防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势力席卷欧陆,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包括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及土耳其)重建,使得西欧经济得以迅速复苏。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先受控于莫斯科的东欧各国,纷纷投靠西欧,欧盟也终于在2009年实现了欧洲的一体化(瑞士和挪威除外)。

  极右主义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湮灭,它一直存在着,只是因为欧洲经济在战后几十年一直表现良好,所以始终找不到滋生的土壤。可是,几乎就在苏联-东欧集团瓦解的同时,极端排外、崇尚暴力的新纳粹主义就开始崛起,俄罗斯的“光头党”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几年,在上世纪90年代尚为癣疥之患的极右主义已成气候。经济全球化,加上欧洲一体化,使得欧盟各国的不少本国人民失去了工作。倘若实行多年的高福利制度还能继续,这些失业人口还不至于迁怒他人,可是现在欧洲各国普遍债台高筑,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欧盟富国又有义务援助穷国,势必影响到富国纳税人的利益。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极右主义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去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出炉,英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极右党派均获得席位。以英国国家党为例,这个不允许非白人加入,以种族主义著称的极右政党,就赢得了两个席位。而在今年4月的芬兰议会选举中,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政党正统芬兰人党,所得席位从原有的6席激增到39席,一跃成为第三大党

  这说明了即便布雷维克是单枪匹马干案,但驱使他把政治信仰诉诸暴力的意识形态——极右主义,已经得到了更多欧洲人的支持。若任由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别忘了,当年的德国纳粹党也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执政党。

  问题在于,极右主义抬头并不限于欧洲,它和恐怖主义一样也是遍布全球,例如造成美国国债上限谈判陷入僵局的“茶党”,也是以极度排外闻名的极右派。虽然并非所有的极右派都主张暴力行为,但排外、反移民、主张种族主义却是各极右派的共同特色,而这些极端思想一旦不受控制,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其对社会的威胁甚至比恐怖主义还要大。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昨天提醒国人要以挪威恐怖袭击为借镜,保持警惕。诚哉斯言,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对外来人才采取开放门户的态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绝不能让任何极端思想在本地滋生散播,破坏我国的繁荣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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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尽快推动铁路改革
 
2011年07月25日
作者: 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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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州动车追尾遇难者家属认尸悲痛欲绝
    (2011-07-25)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家属认尸,悲痛欲绝。


    最悲剧的,有些人,家人去世了,没有尸体,没有名单,没有任何记录,就像空气一样飘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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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aobao.com/photoweb/pages3/cntrain110725.shtml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35人罹难
    中国铁道部全面检修线路3官员免职


    韩咏红 林子(201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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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凌晨6时50分左右,温州社会组织——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空中搜救队队长陈斌使用动力伞滑翔至事故现场上空,进行空中拍摄。图为空中拍摄事故救援现场。

      发生于中国浙江温州境内的铁路动车追尾事故,截止昨晚已造成35遇难,192人受伤。这起造成严重伤亡的交通事故让中国的铁路安全亮起红灯,铁道部昨天紧急下令全面检修线路,同时火速对上海铁路局3名有关负责人处以免职调查。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同时被免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也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总理温家宝的委派下前往温州指挥救援工作。张德江在温州现场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诺一定彻查脱轨原因,给社会交代。

      中国政府这次采取了及早发布事故信息,强调救人第一的原则,而稍后说明事故原因的做法。关于事故原因的说明,至今只有铁道部发言人回答新华社提问时说,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

      另根据在现场目击民众回忆与部分获救乘客的说法,7月23日,从杭州开往福州南D3115次列车在被雷击后失去动力,接着就被D301次列车撞上。当局初步估计,两辆列车当时一共承载约1400人。

      本次事故,也引发国内舆论对中国铁路部门腐败与铁路安全隐患的讨论。安全性能据称很高的动车发生追尾事件,令专家也感到震惊。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院长彭其渊昨天对《青年时报》指出,一般而言每两列动车之间有7000至8000米的“闭塞分区”,两个相邻站之间也有“闭塞区间”,按照规定,“闭塞区间”,绝对不允许同时存在两辆列车。

      动车运行时,应该能自动接收前方路段信号灯,如果监测到前方路段的“红色信号”,车会自动停。他认为,动车发生追尾事故,可能是信号系统出现故障。

      有网民则将矛头指向铁道部门的腐败,署名“天马来行空”的网民发表博文称,温州动车车祸警示“腐败已成为恐怖主义”。

      中国高铁工程规模号称世界之最,铁道部还曾称其铁路技术发展超越日本著名的新干线高铁。

      不过,中国高铁加速发展的同时,关于铁路安全隐患的问题也始终挥之不去。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违纪下台、京沪高铁开通时将时速从原本设定的350公里减至300公里,以及退休副总工程师直斥高铁时速造假引等负面新闻,凸显了中国铁路争议不断的现实。

      耗资人民币2209亿元(约425亿新元)兴建的京沪高铁在开通半个月内就连发三起故障,显然无助于高铁提升其形象。

      另据昨晚的消息,7月23日晚的动车脱轨事故导致58列列车停运。其中,上海至温州之间23个车次的动车将停运5天。铁道部承诺对58列停运车次的乘客一律原价退票。

    (编辑:苏亚华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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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768

    中国应尽快推动铁路改革

    2011年07月25日
    作者: 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

    7月23日20时34分,D3115次动车在行驶至浙江省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时,与D301次动车发重严重追尾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据媒体报道,由于当地医疗力量严重不足,连整形医院也参与救援。据最新消息,上海铁路局局长已因动车追尾事故,被就地免职。

    对于事故原因,官方迄今还没有正式说明。据媒体报道,相撞的前车D3115是川崎重工-南车四方生产的CRH2型,后车D301是庞巴迪-南车四方的 CRH1型,均属于比较成熟的仿制型,不是中国自主创新CRH380。有媒体猜测,前车因为雷击而失去动力,可能是动力或自控系统出现问题;而后车居然没有接到信号或未及反应,很可能是信号系统在高速下失效。

    当时网友正在D3115次列车第15节车厢中。她表示,列车出事时,距抵达温州站还有2分钟左右,而“之前距进站还有10分钟左右时,列车曾无故停下了10多分钟。”该网友还称,“被撞后,车一下子停了下来,感觉到3次明显撞击”。还有网友质疑,根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的列车时刻表,在台州至温州南段,D3115应该开在D301的后面,为何跑到了D301的前面,是不是调度出了问题?

    而据铁路部门的公开报道,目前在国内,时速200-350公里的铁路客运专线列车,最小行车间隔可达3分钟,列车密度可达每小时20列,客运专线安全可靠,采用先进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能够保证前后两列车必要的安全距离,有效防止列车追尾及正面冲撞事故。铁道部还称,信息化程度很高的行车设施诊断、监测、预警设备和科学的养护维修,构成客运专线现代化的完善的安保系统。

    遗憾的是,在“7•23”重大事故中,铁道部所说的这些安全防范措施统统都失灵了。事实上,京沪高铁开通以来不断连续出现的各种小事故,已经向人们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当时安邦研究团队也发出警告称,中国铁道部对于管理和运营高速铁路系统的准备似乎并不充分。这次温州动车相撞事件,则以非常惨烈的方式显示出:中国高速铁路系统的管理和运营还存在不小的问题。说白了,中国即使能建成高速铁路、生产出高速列车,但基本上没有能力来运营高速铁路这个复杂系统。运营涉及到管理和系统控制,这正是中国的短板。

    “7•23”重大事故会对中国的铁路系统产生何种影响?会带来哪些改变?安邦认为,此次事故起码在两个问题上会导致改变:一是铁道部声称掌握先进技术的安全性应该大受怀疑。从“7•23”重大事故以及京沪高铁的一系列事故来看,国内高铁技术有很多不完备之处,铁道部虽然不断声称技术先进,但事实很快证明,舆论界担心的问题都是真的。如果不断有腐败官员落马的铁道部所推动的高铁建设,就是在制造一个悲剧,那么铁道部的存在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价值?这个问题不仅社会公众会问,中央也会问。因此,铁道部今后的结局,要么是借机打破垄断实行彻底的改革,要么是在一系列重大事故的压力下消失。二是铁道部与地方的关系可能会变。据我们了解,过去铁道部对地方政府是相当牛的。为什么牛?因为它手里掌控高铁建设规划,路修到哪里去?怎么修?都是铁道部说了算。甚至地方要建个车站之类的事,都得要铁道部批准才行。但在重大事故之后,损失在地方、善后擦屁股的事也要靠地方,估计铁道部求地方的时候要多了,因此铁道部在与地方关系上也会改变。

    此外,铁道部与银行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过去铁道部拿着尚方宝剑修高铁,对银行很牛,不仅贷款利率压得极大,对银行开出的条件还十分苛刻。但现在形势逆转,高速铁路久不盈利、高资产负债的情况,迟早会让银行对铁道部另眼相看。另外,“7•23”重大事故对中国的高铁走出去也会造成重大打击——国外一看中国的高铁事故不断,谁还敢让你来搞投资动辄上百亿的铁路项目啊?!

    “7•23”重大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值得反思的不仅是技术层面,还在于对中国铁路建设与管理运营的宏观层面。在我们看来,应该对铁道部这一堡垒真正“动手术”,尽快推动早已停滞的铁路系统的改革。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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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7月25日

    大干快上令人忧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近日,一系列交通悲剧使国人倍感焦灼。温州、杭州接连发生桥梁坍塌事件,刚投入运行的高铁一再遭遇停电折磨,尤其是7月23日晚的动车追尾灾难,更令人悲恸不已。

    “质量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交通领域。郑州八栋安置保障房封顶两月,因质量问题拆除,去年上海的11•15大火也与采用不符合标准的防火保温材料有关,紫金矿业、哈药集团等一批批企业严重污染环境。更为严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不断蔓延,已几无放心食品可言。

    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当下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之虞。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超过9%的平均增速,GDP跃居世界第二,可谓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经济奇迹主要是靠投资驱动、靠生产要素的投入驱动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所说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模式的天花板。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在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中央已经意识到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

    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增长”、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根据中国2006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国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根据环保部近期数据,2009年全国发生32起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江河湖库底质的污染率达80.1%。全国近岸海域铅的超标率62.9%,铜的超标率25.9%。重金属污染面积至少2000万公顷。

    其次,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据估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 GDP的贡献高达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严重偏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公众只能望房兴叹。不仅如此,房地产更成为许三多、许宗衡等高官寻租的黄金宝地。对一个素有“安居乐业”传统的国度而言,“房事”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关乎全局的政治问题。

    再次,“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大干快上,质量安全隐患令人忧心。2009年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为地方政府的乱投资提供了政治背书,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10万亿以上。地方官员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不少项目赶工,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据报道,耗资1.3亿英镑的广州大剧院,对公众开放仅一年后,墙壁和天花板就出现巨大裂痕,玻璃幕墙脱落,雨水不停渗透进内部。有“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十天,北广场已有数千平方米的地砖被施工人员全部敲碎,重新铺设。当然,“铁公机”也是腐败重灾区:铁道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马,河南省交通厅更是创下连续四任厅长被双规的记录。

    最后,食品安全危机成失控之势。2007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并未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终点站,而是成了起点站。今年瘦肉精事件之后,食品安全危机几乎是“遍地开花”。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致使打击食品造假的努力一再落空。

    这种“低质量”增长的危害自不待言。它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代价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偷工减料、胡乱添加等途径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公众承担;另一方面,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寻租。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指标)已经与美国相当。

    收入分配两极化、企业的寻租致富、官员的腐败,构成了具有破坏力的组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诚哉斯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大多数人被抛下,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大众化?首先,政府应放弃过多的权力,逐步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让市场在资源(特别是土地、金融)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垄断,通过优化竞争“还利于民”。再次,强化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以舆论监督来挤压政府乱投资、乱消费的冲动。最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实现司法独立,这是杜绝官员腐败、企业寻租的根本路径。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们的目标,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低质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们的目标。让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让灵魂跟上脚步,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梦想不被经济的车轮碾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