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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回顾

70年代初期,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田中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 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作出了诸多让步。

邦交谈判前奏,中方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等问题

19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 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19724月,日本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访华。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方尽量压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到必要的最小限度,即集中于台湾问 题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日台和约规定了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外 交关系,并同时断绝了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官方关系,由此而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障碍,编者注)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对于双方立场距离过大而无法妥协以达成共识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搁置态度。

中方为争取田中访华作放弃赔偿等诸多让步,周恩来对日承诺:不会让田中首相为难的

中日之间政党外交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政治家频频访华,毛泽东根据这样的形势作出判断: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转告孙平化:争取面见田中,当面转达周恩来的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的口头信息。孙平化领命于7 22日面会大平外相,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周恩来对首相和外相的访华邀请和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的承诺。(《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 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中日政党在频繁交流中交换双方意见,也取得一些的共识,为了田中首相访华提供基础,而中方为了争取田中访华作出诸多让步。1972725日晚,中日友 协会长廖承志会见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困难为由对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接受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 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三项条件,声称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三项条件,不仅中日邦交正常化难以实现,连主张推进这一政策的田中内阁恐怕也难以为继,如果田中首相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统一国内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是年72729 日,周恩来连续三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竹入。在727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对竹入几点要求而作出的回答:(田中首相)到了北京不发表联合声明就失去了访华的意义,为了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能安心地来到中国,(联合声明)(1)可以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21969年佐藤和尼克松发表的联合公报 也不涉及;(3)日方声明尊重复交三原则。

周恩来还询问了竹入,田中新政府是否真的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竹入回答说是的。周恩来再追问:你 的意思是说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竹入回答说,从客观上说,是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由于竹入说明田中首相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但 有一个问题,主要是第三条说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是个难题。竹入认为:只要日中恢复国交,日美安保同盟针对中国的效力将不复存在;一旦日中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邦交,日台和约即自然失效。周恩来听后表示同意,随后表示中日联合声明将不直接触及日台和约

此外周恩来介绍了毛主席说要放弃赔偿要求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竹人听后称万分感谢。周恩来回说: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 来好。(《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

但国人期待赔偿人手一台电视,政府下发文件要国人从大局出发接待好田中一行

1972年中下旬,周恩来制定了就赔偿问题向国民作说明的提纲,这一提纲被作为指示在各地传阅。从9月上旬开始到10月,各地根据周恩来的的指示以及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宣传。不过当时大部分国人还不清楚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而知道相关规定的一部分人则期待着可以要求赔偿人手可 以得到一台电视

19728月底,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和解释,要求大城市在920日前、其他16个城市在10月以前做到家喻户晓。这个宣传提纲强调说,一些干部群众见到太阳旗就满腔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 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罗平汉,时事出版社,2000

正式谈判日方提出要求删除中国放弃请求权字,触怒周恩来,但中方最终接受

中日正式谈判时,在第一次外长会谈上,高岛益郎外务省条约局长按照准备好的日中联合声明的对中说明要项进行说明,其中有一条,坦率地评价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对我国要求赔偿的(以下2字脱落,编者注),但是因为日台条约已经放弃了赔偿请求,所以要求删除中国放弃请求权字。(《中日关 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63

高岛的这一说明触怒了周恩来,周在随后的谈判中批驳了高岛关于放弃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高岛在上午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你们条约局长说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和震惊!遭 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是逃到台湾、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签订日台条约的,那时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因负担赔偿而受苦,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不要 了。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绝对不能接受!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也不能忍受。

随后,田中首相当场表示:拜听了放弃赔偿的发言,充分理解了周总理的话,中方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超越恩仇的立场令人感动,日方坦率地评价中方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日方确有国会、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日方困难源于和中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会出现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意见,但相信能够克服。实际上,尽管田中首相在访华之前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得知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但内心仍然有所疑虑,准备跟中方当面确认放弃索 赔的承诺,甚至做好了如果中方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心理准备。直到听周恩来当面表示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才放下心来,表现出愿意妥协、推进谈判的积极态度。因为中共中央早在1960年代就讨论了对日索赔问题,并决定放弃索赔要求。所以周恩来总理交给竹入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三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 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但是最终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写上字: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于当年中方为何接受了日方这一建议,仍有待新的资料解密。

中方要求日方明确表述侵华战争的侵略责任,日方只是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正式谈判时,中方要求日方首先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明确日本发动和进行侵华战争的侵略责任。但日方回避了侵略责任的明确表述,只是表示对于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进行深刻的反省。为说服中方,大平外相特意就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里的责任一词并不包含具体的、特别的意味,而是应该理解 为对于伴随加害事实的责任进行充分反省的意思,也就是造成了损害,感到了责任,进行深刻反省的意思。中国外长姬鹏飞对大平的解释表示同意,因为在中方看来,重要的是日方有无为侵略战争道歉的意识和姿态,至于道歉使用什么样的词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主要靠日方自身的反省和觉悟,不是施加外部压力就能解决 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因为对文字和语词的表述进行过多讨论,而偏离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方向。双方经过协商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文本是这样表述的:日方痛感过去日本国通过战争给中国国民重大损害的责任,并进行深刻的反省。尽管这一表述没有明确的侵略字样,也没有提到日方应该给予中方赔偿的责任或义务,但 毕竟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与各国发表、签署的共同声明或双边协定等国际法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把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书面承诺转化为如何在政策措施上切实履行这一责任,如何在社会上、思想上进行深刻反省的制度性、自律性的法制化规定。 (《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日方坚持日台和约,中方不承认但为照顾日方困难联合声明中可不提

在谈判过程中,日台合约成为谈判中的焦点。日方态度很明确,强调日台和约是经过日本政府批准、国会审议通过的,具有合法性有效性,不能刚性地首先宣布废除,但可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后果之一而自然终止,以避免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激烈反对。

对于日方的提案,周恩来一再着力提出了中方的最后底线: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第一位的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实现之,和约放到下一步考虑;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是必要先决条件,不能含糊:我们同意大平外相关于中日建交,日蒋断交,日台和约自然失效的意见。中日要建交,日本就要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和蒋介石断 交日台条约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为法律依据,(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承认这些,蒋介石就是正 统,我们却成为非法的了。我们可以在日方承认和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方的困难,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和 约,但不能要求我们承认日台和约的存在与合法;更不能说什么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放弃了索赔的权利。我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 顾日方的困难,日方也应该考虑我们的立场。

日方不希望损害日美同盟,周恩来:尊重你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日邦交不会让美国为难

日美安保条约问题,是日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日本担心中国坚持以往反对日美同盟的政策立场。日方虽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不能有损日美同盟。因此日本建议在联合声明里写入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影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言下之意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影响日本同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

对此,周恩来表示:大平外相谈到日本同第三国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不去接触它。中日关系的改善决不是排它的,我们尊重你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日恢复邦交不会让美国为难。中方今天不想触及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日美关系由日美双方处理,中国不干涉内政。因为这是你们的事。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是 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可以不提这个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将不涉及日美关系,如何处理日美关系是日本的问题。田中首相说台湾海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日美安全条约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就不起作用了。反过来,如果蒋介石捣乱,美国要负责任。因为美蒋条约还存在。美国对蒋介石有约束,不许他出来。美蒋条约 既防我们打它,反过来也不让蒋介石出来。因为台湾海峡的事态还会变化,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作用和效果也将会变化。所以中日两国不必急于就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作出规定,可以随国际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协商、调整政策立场。至于日方提出防止苏联介入台湾问题,这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 观点,中国解放台湾,当然不能让苏联插手。你们也不赞成让苏联插手。你们觉得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美国也不让苏联插手台湾。这就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点。此 后,周恩来谈判时多次重申中日关系不影响美日联盟。

周恩来对日美联盟态度本就矛盾,担心美军从日本撤军后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毋庸讳言,此时周恩来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态度,与其与基辛格即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有关。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中方集中防范苏联入侵,虽然中方坚持日美同盟具有威胁性的固有看法,但对其现实功能和实际作用的看法已经有所变化。

尽管中方希望与日建交,但对于日本也不是全无警惕之心,中美谈判中,周恩来对基辛格就强调了警惕日本的必要性。因为如果美军从亚洲撤走,那么已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必将依靠军事力量回到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所以要求美国确保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周还说:“……从美军撤出台湾以及该地区之前,日本的武装 力量就有可能进来,有可能进去台湾。为什么?是因为日本与台湾之间缔结了和平条约,并且强调现在还坚持这一条约。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美军压制日本这匹悍 马,同时又强烈了批评了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指出天皇制是支撑军国主义的体系的基础,他希望日本中立,把希望寄托在要求和平的日本人民身上。 (《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56

对此,基辛格反复强调,美军的存在会成为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瓶盖论。在中美会谈后,基辛格给总统的报告中写下了如下一番话:

我们一致认为日本的扩张主义是危险的,但是在如何加以防范的问题上意见却不统一……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很强的成见,有着矛盾的感情。(《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56

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文件的全面公开证明周恩来完全接受了美方的瓶盖论,但至少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美方撤出日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担心日本军国军主义因此而复活。

10年后田中首相谈当年建交目的: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

田中首相为何最终决意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看看他在10年后接受采访时候就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所谈的感想,或许能从中窥探一二。他说:

如不解决中日关系,就不可能有日本的稳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对日本来说,不仅依靠日美安保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中日美三国形成等边三角形关系的话,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日本与中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比在亚洲建立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能成为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中日关 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69

中方与日建交的考虑,毛泽东:团结美日在内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扩张

那么中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急于与日建交呢?1973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在尼克松访华短短一年间,随着中美在反霸权问题上意见趋于之一,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实际上已经把日本视为反霸(即反苏)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 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合抗苏),很显然,中日建交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同时毛泽东策划着由这些国家组成的联合抗苏国际统一战线。而且在197415日会见大平正芳外相时,提出了团结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这样的构想。(《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77

本专题参考林晓光《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领导者》2012第六期,未注明资料均出自此文

结语

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在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作出了诸多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领导意志过重,民意被排除在外,诸多实质性问题 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而这也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后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就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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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末

 

钓鱼岛纠纷开始于50年代,但当时纠纷的核心是台湾当局与琉球地方政府;1971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大陆与日本 才逐渐超越台湾与琉球,成为钓鱼岛纠纷的主体双方。而70年代恰又正值大陆外交政策大转折,试图联合美、日对抗苏联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外交保障。钓鱼岛问题 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就产生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为确保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恩来1972年提出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

 

搁置争议政策的最早出处,就目前所披露的资料而言,应该是1972728日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之间的一次 会谈。据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97年》记载,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和恢复邦交这个大问 题相比,它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嘛。

 

稍后的19729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再一次重申了中方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讨论的态度。据曾担任外交部顾问,深度参与中日邦交恢复工作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回忆:

 

 

关于这个(钓鱼岛)问题,是在(中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谈起的,双方只是表个态就不谈了。当时田中首相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 态度如何?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首相说:既 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总理也说: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 刊》1998年第1期)

 

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97年》辑录的周恩来谈话资料,与张香山的回忆大致相同,周恩来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 (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日本方面似乎也不愿意因为纠缠 于钓鱼问题而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外相大平正芳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作为外相在中国逗留了一周,领土问题没有被提出。中日双方都没提出领土问题。我认为这 是正确的。

 

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方继续谋求中日同盟反苏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事实:它实际上分了两步走,1972年两国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延至 1978年,又签订了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什么有了一份《声明》还不够,还要有个《条约》?为什么《声明》和《条约》不能合二为一?为什么二者签订的时间相差六年之久?这些都是亟需档案解密才能回答的问题。

 

不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也大致可以得出一种可靠的解释。1973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曾提出:我跟一个外国 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 结。毛泽东的一条线策略,实际上是想构筑一条联合反苏的同盟,以此抵御苏联的对华威胁。而日本,则是这一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换句话说,《联合声明》起到的是确立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而《友好条约》的作用,则是确立一种中日对苏同盟

 

但日方无意共同反苏,更有日本政客以钓鱼岛问题相逼迫,邓小平于是再提搁置论

 

《友好条约》迟迟不能签订,恰恰在于日本认为其中的反霸条款有以中日同盟的姿态直接针对苏联的嫌疑。如滩尾弘吉就曾公开声言:条约中写进 反霸条款与迄今为止政府的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主张相悖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不稳定和紧张。日本政府基于同样的理解,在谈判中坚持认 为不应该把日中和约变成对苏防卫条约。而中方则竭力解释反霸条款没有针对苏联的意思,坚持要将其全部写入条约;日方转而要求在条约中明确解释反霸 条款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中方则表示表示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坚决拒绝日方的建议。

 

在这一漫长的谈判期间,钓鱼岛问题也成为了日本政府用来逼迫中国让步的筹码,滩尾弘吉就曾坚持要求把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 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在中国方面,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条线构想的实施实际上已经停顿,中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已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 1978年重开谈判后,因为中方基本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在把反霸条款列入条约的同时,明确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迅速签订。

 

如日本国内呼声所愿,日方谈判代表1978810日在北京确实提到了钓鱼岛问题。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则重复了周恩来1972年的搁置论:我们 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 20 年、30 年嘛!

 

稍后的1025日,访日的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尖阁列岛归属问题。 邓小平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 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据日本霞山会出版《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97年》)

 

当时的媒体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相当明智

 

与今天许多人批评搁置争议耽误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不同,70年代的港台媒体,普遍认为搁置争议策略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这当然是因为当年的 媒体身在其境,了解当日的事件背景的缘故。譬如,香港《明报》1978523日曾以《邓小平谈钓鱼岛》为题发表社论,其对搁置争议论的评价相当中 肯。文章说:

 

邓小平于十九日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二十五位编辑和发行人的访问时,谈到了许多当前的中国及世界大事一。…….最引起海外华人关注的,相信是下面这 几句话,他说,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两国已同意押后,在商讨和约时不讨论这一问题。中国认为,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

 

我们十分欢迎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表示了如此明确的态度,邓小平的声明,……认为日本的主张站不住脚,那自然便是 说,中国对于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站得住脚;两国暂时不讨论该群岛的主权问题,那也很好,国际间的领土争议是长期性的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最短期间急谋解决,何况该群岛上并无人居,尽可在适当时机,以和平方式谋取合理解决。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邓小平既有这样明确的表示,那 就令人满意了。中国政府决不会放弃本国的领土。

 

他说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那是甚么意思?邓小平没有详加分析,也没有暗示为甚么很容易解决。在一般情况下,国际间的领土争执极不容易解决,除了兵戎相见,在战争上一决胜败之外,单靠谈判实在很难取得协议,而中日之间,虽然绝无为钓鱼岛打上一仗之意。猜想起来,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中极可能会想,比之中苏大战的胜败,钓鱼岛实在微不足道。”

 

但日方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与中方就搁置争议达成过任何共识

 

虽然邓小平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但日方并不认 为这等同于搁置争议19751022日,日本民社党议员佐佐木良作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曾就搁置争议问题质询日本外相宫泽喜一。

 

佐佐木:平泽(的)论文说,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已达成默契,即关于尖阁群岛(指我钓鱼岛等岛屿)问题,在条约中不谈及,而把它搁置起来。请问外交当局,情况是否如此?

 

宫泽:关于平泽论文所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自不待言的。关于刚才你指出的尖阁群岛问题,平泽论文的认识,与我们不同。从我们来看,那是错误的认识。下述事实是不存在的,即:以(把尖阁群岛)搁置起来的形式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佐佐木:在日中间进行的谈判中没有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是这样吗?

 

宫泽:尖阁群岛从明治二十八年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现在仍置于我国有效的施政权下,因此,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换言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并不认可中方的搁置争议;只承认在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日本外务省官员19781025日的公开讲 话态度则更明确:(邓小平对钓鱼岛的意见)的确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只有搁置起来这句话是多余的,日本《产经新闻》认为:这表明外务省人士担心今后围绕这一讲话将在国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影响已然产生,日本政府及民众在今天已经无法再像70年代那样,无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 了。

 

日本媒体经常给日本政府扣上迎合搁置论的帽子

 

70年代的中国,既需要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又无力改变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除搁置争议外,其实别无更 好的办法。但对日本政府来说,搁置争议论则是一个绝不能触碰的雷区;尽管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就搁置争议论与中方达成过任何共识,但每次钓鱼岛危 机,日本政府的克制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被国内媒体扣上迎合搁置论的帽子。

 

1996年钓鱼岛冲突,起因于日本民间政治组织上岛擅设灯塔,日本政府最后采取的平息冲突的措施是在法律层面不批准这些灯塔。日本《产经新闻》因此刊文指责政府:

 

政府在24日的日中外长会谈中表明了这样的方针:实际上不批准东京都内的政治组织在尖阁群岛(钓鱼岛)设置的灯塔。其背景在于(日本政府)有这样一种考虑:不要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可以说,这表明了这样一种现实:对日本来说,只有采取搁置问题这一对策。不可否认,这是对华‘认输’的外交。关于灯塔,中国方面指出:中国一直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不过,很多中国人对建筑非法设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并要求日本方面通过撤消灯塔来收拾事态。日 本方面也基于如下立场指出,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外务省人士语)。这种立场是,作为法治国家来说,政府不能拆除私有土地上的灯塔’(政府人士 语)。于是决定了不批准灯塔的方针。不过,这次又在不承认日本实际上控制着(尖阁群岛)的情况下,搁置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作为结果来说,是追认了1978年曾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所提出的‘搁置’主张。 中国方面再三通过海洋考察船等侵犯领海,此外,还根据把历史认识问题也联系在一起的长期战略’(执政党议员语)加强了确保权益的姿态。而日本方面却没有 具体对策,这是实际情况。似乎可以说,如果仅仅是搁置(主权)问题,那么,从结果来看,就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日中外长会谈——担心事态进一步发 展,因而搁置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1996925日)

 

共同开发论最早由日方提出,邓小平顺势拿来为钓鱼岛问题破局

 

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肖建国所撰写的《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历程回顾》一文介绍,共同开发的理念,其实源于东海争议海域的油气开发。从70年 代开始,日本先后与韩国、台湾多次协商洽谈搁置有争议领土和大陆架,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方案。但因涉及损害中国利益,屡遭中方反对和阻止。为了应对中方的抗议,日本于19788月提出了中日共同开发的主张。当时的日本外相园田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上表示了中日联合开发包括钓鱼岛周围在内的大陆架的想 法,他说:由日中合作搞为好,如果(对方)正式提出商谈,将以向前看的姿态进行处理。

其时,正值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寄希望于在在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东海开辟新的油源,19795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铃木说:日本准备在渤海湾同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如中国还愿意在其他地区合作,我们也可以。邓小平敏锐地回答道:可在不涉及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情况下, 双方搞共同开发。稍后,1979617日,李先念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又说:日本有人提出在此地区(指钓鱼岛)共同开发怎么样?我们认为可 以,不涉及主权问题。同月,中方又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念,第一次正式结合到了一 起。

 

日媒解读邓小平共同开发论的目的,认为是为了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推动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共同开发1979724日《朝日新闻》的一篇名为《在领有权问题上与中国有分歧,政府内部对共同开发尖阁群岛产生警惕论》的报道有最切中实际的解读:

 

关于日中两国议论纷纷的共同开发尖阁群岛附近海底油田的设想,政府内部很重视日中两一国各自持有不同的想法,对于早日实现这一设想,出现了警惕论和慎重论。外务省已训令驻北京大使馆注意中国方面的意图。

 

关于共同开发尖阁群岛附近海底油田的设想,日本在七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已由园田外相同意森山运输相提出的方案的形式表面化。但是,正如园田外相在内阁会议后所表明的那样,中国方面也非正式地试探过,中国政府的几位最高干部,从五月到六月已向访华的日本政界、经济界要人就共同开发的设想进行 了工作。

 

在政府内部,所以对中国方面的提案涉及领有权的意图投以警惕的目光,第一,这些中国政府首脑的发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指定尖阁群岛 附近的地区,同领有权是不同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曾说过,尖阁问题放它二十年三十年,留待下一代去解决。同过去这种慢慢来的姿态相比,居然摆 出了在尖阁群岛附近的特定地区急于进行共同开发的姿态,使人感到中国的姿态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二,中国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发言,是在五月末冲绳开发厅对尖阁群岛的开发利用进行调查以及中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之后紧接着开始的。政府内部有这样的推测:‘在领有权问题上,中国鉴于日本具有积累的有效统治,于是改变战术,拿出共同开发石油的办法造成事实上‘共有’的状态。’此外,渤海湾方式,是中国在开发领海内的海底油田时,由日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予以合作并以生产的石油供给日本的方式,把这种方式适用于尖阁群岛的附近,无宁说使人感到中国方面的主张是,在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潜在主权的情况下来共同开发。

 

第三,从中国开发石油的现状看,急于在尖阁群岛附近着手的必要性很小。中国估计存在着蕴藏量互大的陆地油田,应最优先地开发这些油田。只是这些油田离中苏国境太近,因此想同时开发海底油田。日本专家认为,渤海湾的日中共同开发,英国系统的国际石油资本在黄海的勘探,以及美国系统的国际石油资本在南 中国海珠江口的勘探,都刚刚开始,目前没有余力进行其他(开探)

 

据认为,大平首相、园田外相等政府上层人士的基本判断是,在东中国海也给中国以较多的权利的情况下,及早地进行共同开发,是上策。

 

正是因为这样,政府内部才提出了离间性的警惕沦。他们认为,尖阁群岛附近的共同开发,将成为日中友好的政治上的象征,因此在尖阁群岛的领有权问题上很有可能出现迫使口本让步的事态。

 

日本政府因此坚决不同意在钓鱼岛附近共同开发

 

正因为意识到了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会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独家实际控制,进而改变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被动与主动关系,日本拒绝了中方的提 议。据197981日新华社东京电:日本外务省认为搁置领有权而进行联合开发,不仅会招致国内反对,而且会给苏联可否搁置领土问题而进行缔结睦邻友 好条约谈判以借口,认为搁置领有权而进行联合开发,在外交政策上是拙劣的——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为了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当时恰恰也在谋求与日本实现关 系正常化,为此甚至不惜将与日本存在主权争议、而由苏方实际占领的北方四岛拿出来,提议与日本进行共同开发;而日本则一度寄希望于抓住苏联外交上的困 境,逼迫苏联放弃北方四岛,而未接受其共同开发提议。日本之所以拿苏联为挡箭牌拒绝中国,恰恰也正是击中了中国当时反苏现实无可扭转的软肋。

 

19798月,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又提出:不要提尖阁列岛共同开发,应在该岛以西有希望的储油区进行共同开发,或在日方划出的中间线两侧,各 划出同等面积的区域进行共同开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97日,园田外相在内阁会议上说: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认为是有争议的地 区,谈不上把尖阁列岛的领有权搁置起来。日本严防中国以任何形式对钓鱼岛进行实际渗透的态度显而易见。而1980年之后,在不谈钓鱼岛附近共同开发问题的 前提下,日本政府还曾多次表示愿意联合开发东海其他海域大陆架油气资源。

 

结语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只要能够抛弃不切实际的喊打喊杀,以冷静和理性来思考问题,其实不难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做出客观的评价。邓小平时代针对钓鱼岛所提 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虽然不能说很成功,但毕竟都有深思熟虑在其中,对收回钓鱼岛,是明显有帮助,而绝对无损害的。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今天是否还适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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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蒋时代:民间保钓如火如荼,官方行动畏首畏尾

早在60年代,台湾民众就开始参与保卫钓鱼岛主权,70年代初台湾留美学生和在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中情绪高涨,但由于两蒋在外交问题上有求于美日,并且害怕保钓运动被大陆操控,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畏首畏尾,在对待保钓运动时也由开始的默许转变为限制。

11970年之前,民众反应很小,台湾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

1969年之前的钓鱼台是一个无人岛,大陆、台湾及日本民众都没有给予其多少关注。1968年勘测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可能蕴藏了十分客观的油气资源后,日本政府开始迅速对钓鱼岛进行单方面实际控制。对于这一系列侵占行为,因宣传限制,当时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多少强烈感受,而国民党 政府则不断向美国申明钓鱼岛主权。

虽然日本政府此一时期不断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但台湾除公开声明不同意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主张。之外,并未将日本视作钓鱼岛问题的外交交涉对象,而是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的钱复回忆:行政院曾在1969717日的院会中,发表《我对沿海大陆礁层资源之探勘及开发,得行使主权上权利》声明。……日本方面经由外交途径向我表示关切,同时我政府亦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因此对日方之关切表明我国不能同意,声明我 政府在该海域有探勘开采之权。……1970915日上午,沈剑虹次长召美国大使馆安士德(OscarArmstrong)代办来部,详细说明我国在历 史、地理、条约上均有权对钓鱼台做主权主张的理由,并将口头声明递交,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将该列屿交予日本。……10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 科长修斯密(ThomasShoesmith)来华访问,上午曾来北美司和我就双方有关问题谈了八十分钟。我告诉他,我国对钓鱼台拥有主权是极为明确的,我朝野各界对此一问题有很强烈的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处理本案时切勿偏袒日本。我也指出该列屿现由美军管理,我因基于区域安全及重视中美邦交的考虑, 过去对美军管理未表示异议,但绝非默认,他日美国在该项管理结束时,应将该列屿交还我国。(《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转自200531日出版的《参考消息》)

21970年台湾记者登陆钓鱼岛竖旗刻字,蒋介石叹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197092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姚琢奇搭乘海宪号海洋探测船登陆钓鱼岛,树立青天白日旗并在岩石上刻字。据其本人回忆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 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 员……197092日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我们9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方面看到 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详细]

31971年台湾留美学生掀起大规模保钓运动,因讲究策略造成很大影响

1971年,美国拟将钓鱼岛非法转交日本的做法严重刺激了台湾留美学生,迅速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129日、30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 生、旅美学人和华侨等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日两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因其游行和抗议很讲究策略——如编写《钓鱼台战歌》、重填《满江红》甲午耻,犹未雪,家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再如游行不带任何旗帜,青天白 日旗和五星红旗都不带,以防内讧;以及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收集大量著名学者签名、在报纸上给蒋介石写公开信;等等——因此在美日两国及大陆和台湾都引 起了强烈的轰动。

4、保钓运动传回台湾,国民党想管但已经管不住了

在海外保钓运动影响下,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也开始行动。一时间,你把钓鱼台列屿卖了多少钱不要购买日本货或美国货等标语贴满了台湾各大学校的校园。据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王晓波回忆:

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 校门就能看见。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 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6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 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详细]

5、林孝信: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国民党当局对保钓运动顾虑重重,当时正值台湾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美国也有与大陆重建外交关系的迹象,这就决定了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抵抗乏力,不愿因其主权问题与美、日之间生出嫌隙。

1971611日,台湾外交部遵照蒋介石旨意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附属台湾省,构成中华民国之一部分……中华民国政有国人根据其保卫国土神圣义务在任何情形下决不放弃尺寸领土之主权。并在1971122日台湾行政院下令将钧鱼岛列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之后除了不断声明主权之外,再 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李琚m钓鱼岛问题研究》)而对保钓学生则一概避而不见,还多加限制。据当时在美国参加游行的林孝信讲:游行没有达到目的……我们 很快意识到……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 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详细]

6、蒋经国:游行可以去,但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

从一开始,台湾当局对保钓运动就不是很欢迎,因为保钓运动游行和组织保钓会都与当时蒋介石的威权体制相悖,但面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台当局还是容忍了。

台湾岛内的保钓者一般都认为:当时负责处理此问题的蒋经国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据王晓波回忆说: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 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 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详细]

7、保钓运动政治分化,毛泽东的头像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并且随着国民党当局在保钓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保钓学生逐渐分化成左右两派。据当时参加美国保钓运动的林孝信回忆:“4 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 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详细]

随后几个月,各地保钓会开始关注两岸前途问题。据林盛中回忆说:“19718月在我的母校布朗大学举办美东国是讨论会,讨论有关台湾的议题、 有关中国大陆的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议题。会议分10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有3个组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向大会提议到联合国总部游行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唯一代表。……1971921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示威游行。……游行开始,五星 红旗前导,接着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站在最左边,挂的是(惊叹号),接着是10个人高举毛主席的像,再接着是士气高昂的队伍。这场示威游行轰动了世界,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CBSNBCABC都重点播出,《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都报道并刊出游行 的照片。……1971921日,由李我焱、陈琣腹B陈治利、王春生(女)和王正方组成的第一个保钓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访问,大家心中既兴奋又充满了神秘感。周恩来很重视保钓运动,很重视这一批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同胞代表,特地安排接见,谈得很深入,从晚上10点谈到次日凌晨4点。保钓 代表团’5个人还没回到美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就报导他们到大陆访问的消息,骂他们是文化特务,是毛虫(毛泽东的跟屁虫),并说国民党当局已吊销他们的护照,这无疑替他们免费宣传。(《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

自此保钓运动转变成统一中国反共爱国两种政治力量在美国华人之间角力,双方的斗争有时相当惨烈,流血事件不时传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8、保钓还引发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左右问题之外,还有台独势力来掺和,据刘源俊回忆: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

在台湾岛内,保钓还引发了统独之争,据王晓波回忆: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 12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详细]

9、当局开始严格限制保钓运动,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

随着保钓运动的复杂化,国民党当局开始限制对学生游行和组织团体进行严格限制,破坏保钓。据林孝信回忆: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 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详细]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开始直接破坏海外的保钓运动,据王正方回忆说:美国各校园的保钓组织早就深有感受,特别在台湾当局派出的官员安抚失败之后,国民党职业学生就大肆活动起来:打小报告、传递黑函、在保钓积极分子的汽车油箱放糖、半夜打恐吓电话。有些登记要参加保钓游行的同学,半夜被FBI搜 家抓走,指控他收藏大麻。这类恐吓确实吓走一部分同学,但也造成更多同学反感。(《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钓》)

王晓波回忆台湾岛内的情况是: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详细]

10、保钓运动失败,此后直到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没有大的保钓行为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加上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台湾保钓运动归于失败。1971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了归还冲绳协定,日美正式移交琉球和钓鱼岛。这表明保钓运动最终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对此,台湾民众感到极其失望,也感到非常愤怒。

据林孝信回忆: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详细]

而在日本使馆前,日本外交官的话更让当年的保钓者感受到了什么叫耻辱,据王正方回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推举赴日本大使馆递抗议书。出面接受抗议书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低阶外交官,态度尚称和善。以英语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一律以不予置评来回答。最后我有点毛躁起来,说:你除了不予置评, 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那位日本官员幽了我一默:据我所知,你们的政府不也是对此事说不予置评吗?’”(《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 钓》)

此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因此,台湾方面除了例行的抗议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保钓行为。据刘源俊回忆:“19711025日,联合国大 会投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第一波保钓运动就算基本结束了。……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从失去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中缓过神来。那几年台湾人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住台湾,哪有心思保卫钓鱼台啊?只有少数左派人士还在保钓,可没过几年他们 就亲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帮事件,然后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变化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更没心思保钓了。(《保钓运动的传承》)

二、李登辉时代:民间保钓情绪高涨,官方渐趋冷淡

1980年代末期李登辉接班直到2000年民进党之争,十年间台湾岛内又掀起了多次保钓高潮,与70年代不同的是,官方态度先是很强硬,随着李登辉完全掌控台湾政局,便开始限制保钓

11990年李登辉决定用外交而非军事方法解决钓鱼岛问题,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99010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承认1988年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的灯塔为正式航线标志。1020日,高雄市长吴敦义想选钓鱼岛作为台湾区运动会圣火传递的地点,当圣火队传送圣火到钓鱼岛,遭到日本海空武装力量驱逐返台。李登辉召集郝柏村等人开会协商对策,决定事件要以外交而非军事的方法解决。

国民党的这一态度让台湾舆论哗然,台湾民众强烈指责台军方及外交部处事无能和软弱,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说:郝柏村再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却无法保护,吴敦义只顾个人出风头,被人赶出钓鱼岛,均应辞职。

在各方压力下,吴教义在23日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报告,终因国民党高层保护才勉强过关。同时,国民党成立钓鱼台专案处理小组,负责研究对策。最后还是确定以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方针,派军舰保护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台湾渔民,但阻止各界组织大船队再赴钓鱼岛收回主权的要求。专案处理小组宜布:目前事件已进入外交交涉阶段,政府在政策上不开放非渔民以外的民众前往钓鱼台地区活动,若有人私自前 往,就是违法行为。由于当局基本上采取了抑制民间保钓的态度,保钓再次无疾而终。(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316页)

2、台军曾拟定强行登岛的秘密计划,但被李登辉强行终止

1990年钓鱼岛问题紧张期间,台军参谋总部为了宣誓主权,曾制定了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派特种兵空降抢占钓鱼岛。据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中 国两岸三地的民间团体多次在钓鱼岛周边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驱离,以及李登辉打算废弃相当重要的、位于苏澳外海的台军R17海空联训靶区,间接向日本让出相 关海空控制权等动作,令岛内舆论沸腾起来。台军遂制定汉疆计划,打算派军队强行登上钓鱼岛。拆除其上日本设立的灯塔等建筑,强势宣示钓鱼岛主权。

2006年由台湾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退役的刘庆和士官长说:听我们营长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占领钓鱼岛,而是清除岛上的日方建筑物而已。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长指示的,接到命令的人都有牺牲准备,甚至遗书都写好……我管理全营弹药,所以我也被长官拉着到处跑,把批号最新的弹药全翻出来,最好还是美制弹药,因为干部都抱怨联勤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打个两三百发就会卡弹。这位士官长还说出一段外界都不曾听说的事:听长官说,钓鱼岛距基隆102海 里,台湾的潜艇已经在附近监视,连中共的军舰也出动为我们壮胆,所以我相信这次台军如果打起来,一定不会打得很窝囊。

曾任台湾海军总部参谋长的兰宁利中将则回忆说:台军确实曾经秘密拟定作战计划,预备到钓鱼岛上拆除日本建筑物,并且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 演习视同作战,阳字号的一位少校武器长金戈甚至写好遗书交给我看,现在回想当时还是很激动。可就在准备出发前却突然接到指令,要留在基隆港内待命,好几天都没有新的指令,后来才听说,因为李登辉坚持不准。”115日上午,李登辉打电话给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极为强硬地语气说:钓鱼岛是筹码!不是战 场!国防部极机密进行的汉疆计划随即终止。(雷炎《军事保钓掀风云绝密的台军汉疆计划》)

31996年,台湾民众再次登岛宣示主权

19967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并再次出动军舰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具有黑道背景的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 列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意图永久占领钓鱼岛。台湾外交部724日发表了《关于日本人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事件的声明》,向日方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台湾民众的保钓热情再次高涨,保钓船队就在当年登上了钓鱼岛:

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大概有80艘左右,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停止了国家演习,把所有的军舰都从本岛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于上前护航。……‘自立6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到了6米高 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面的一块礁岩,和本岛之间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放下几艘小艇前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中国领土钓 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这大概是海峡两岸的旗帜第一次在同一块场地上同时飘扬。(《保钓运动的传承》)此后一 直到陈水扁上台,虽然仍有多次登岛行动,但都没成功。此后台湾当局的立场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试图息事宁人,一再要求民众冷静、谨慎和理性地处理钓鱼岛问题。

三、2000年后:陈水扁态度模糊,马英九仍很谨慎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保钓进行严格限制,保钓行为也日渐禁绝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虽然开始恢复保钓,立场也日渐强硬,但对民间保钓则仍非常谨慎。

1、陈水扁时代: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

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从明确变得模糊起来。200476日,台湾新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在东京记者会上竟然声称钓鱼岛距离台湾与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李琚m钓鱼岛问题研究》)

而卸任的李登辉则显得肆无忌惮,2002916日他接受日本《冲绳时报》专访时宣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1020日,李登辉再次鼓吹台湾对钓鱼台只有渔业权,没有领土权

陈水扁对保钓更是如临大敌。2003107日,黄锡麟随同200多名来自港澳台的保钓人士,一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这成为陈水扁时期保钓行动的绝唱。那次保钓回来后,黄等人还被当局罚了3万元新台币。此后的几年间,黄锡麟更是连一次出海保钓的机会都没 有。据黄锡麟回忆:他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 了。……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其实我申请了渔民证也没用,他们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刁难我们的,比如不给我们配油,或者在保钓船申请执照延期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保钓运动的传承》)

2、马英九时代: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

马英九作为老牌的保钓先锋,2008年其主政台湾让保钓人士再次看到了希望。在钓鱼岛问题上,马英九立场鲜明,一寸都不能让20086 10日,就在马英九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被日本当局扣留。台日关系再度紧张,马英九甚至召回驻日本代表。

在此情况下,黄锡麟等人再次出海保钓,也没有遭遇任何阻拦。一路上还有台湾海巡署的军舰保护:以前我们出发时,海巡署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阻扰出港,这次则是百姓把我们团团围住热烈壮行。当局也都很帮我们,不会阻止我们。现在协会申请下来了,我们出海的行为也具有合法性了,不怕遇到任何阻拦。黄锡麟对回忆说,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我们民间一些大的保钓会议,只要有空他都会来参加。有一年,我们做了保钓邮票,选了009号送给他,他亲手 给我们题字:祝保钓成功。甚至当时,他还说要弄一个保钓博物馆。(《台湾保钓组织力争每年登一次钓鱼岛》)

但马英九的这些举措并没有真正满足民间的保钓要求,黄锡麟说:说实话,我心里很明白,08年那次保钓其实就是日本人让我们爽一下而已啦。马英九选举前曾经公开说,为了收回钓鱼台不惜一战!可他当上总统后就没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钓,私底下跑掉!”2009年黄锡麟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也回忆说: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名以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据说台湾政府准备花800亿造新军舰,可造了也不是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 为了挡台湾渔民的!

结语

台湾民间的保钓努力无疑值得尊敬。台湾当局的处理,则从未真正满足过民间的保钓要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其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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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ew.news.qq.com/zt2012/drsp/index.htm

 

美国从中作梗,导致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最终失败

 

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美国。最终,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选择了牺牲中国利益。偏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协议放弃一切政府索赔要求。

 

同盟国对日索赔基本原则:拆迁工业设备来做实物赔偿

 

19457月的《波茨坦公告》曾明确日本的战争赔偿原则:日本为支持其平时经济及交付公正之实物赔偿,得维持必要工业,但 不得维持能使日本再武装之工业。为完成此一目的,日本得取得原料,但不得加以控制。最后,日本亦得参加世界贸易。换言之,即: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 转所必需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全部用来赔偿。

 

盟国的这一赔偿原则包括两个层面:1、要求日本以实物的形式而非货币的形式赔偿;2、 要求毁坏一切可能导致日本重 新武装起来的工业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一战后,协约国一方面难以索取到战败国的货币赔偿;另一方面,战败国为了支付赔偿,不得不全力整顿工业,提高工业生成能力,而为了使战败国尽快恢复经济以具备赔偿能力,协约国又不得不为其提供巨额的贷款,其结果,不仅加强了战败国的经济实 力,而且使其再度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德国一战后的复兴就是如此。所以,二战结束后,盟国改变了索赔方式,要求以实物形式赔偿,尽最大可能拆迁掉战败国的工业设备,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系的工业设备,如此,不但可以使受害国立即得到赔偿,而且可以限制战败国的战争复活能力。

 

国民政府要求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

 

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损失最大的国家,早在1943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就提出了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虽然战争尚未结束,但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故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国民政府于194425日,即成立了行政院抗战 损失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因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以备日后向其要求赔偿。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4511月 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该《办法》提出的索赔要求具体如下:

 

(1)日本赔偿应以实物为主、赔款为辅。(2)中国受日本蹂躏最久,受害区域最广,公私财产损失最大,人口伤亡最多,故对日本索取赔偿应有优先权。 (3)凡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公私财产悉数归属中国政府,以作赔偿的一部分,日侨此项私产损失,由日本政府负担之。(4)在日本境内宜充赔偿的各种实物,应交 与中国政府作赔偿的一个部分。(5)日本应将每年所生产的一部分原料及产品,在规定的年限内分期定量交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一部分。(6)关于伪钞及日本在 中国境内发行的军用票等金融方面的损失,日本政府应在若干年内向中国政府分期偿还。(7)苏联在东北发行的货币、中国在越南受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军事占 领日本期间的费用,均应由日本偿还或负担。(8)日本应将其可变卖的有价证券及国外资产(包括外汇)的大部分移交中国政府。(9)若不由各国自行提出个别 赔偿要求时,应争取中国有日本赔偿总额中占半数以上。

 

日本政府竭力渲染经济困难,且将困难归咎于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的丧失

 

作为战败赔偿者,1945123日,日本政府向盟国递交了一份赔偿意见书,题为《关于日本赔偿的初步研究》。在意见书中,日本政府竭力渲染其经济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意见书认为,日本目前面临五大经济困境:1、自给自足食品供应的困难;2、国内自然资源的贫 乏;3、海上运输收入的丧失;4、原料加工品出口的不足;5、就业困难。日本政府还认为,要维持1930年的生活水平,日本不得不出口价值32亿日元( 1941年物价)的商品;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让制造业工厂吸纳过剩的农村人口。鉴于此,在允许的范围内,日本应尽可能保留多类工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总结困难原因时,并没有反省其侵略战争,反而将原因归结为资源丰富的朝鲜、台湾、库页岛的丧失。

 

美国完全控制整个对日索赔进程,麦克阿瑟有决定权

 

日本投降以后,盟军占领日本,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代表盟国在占领期间管制日本。事实上,占领军以美军为绝对主力,盟军总部各级负责人员也均为美驻日盟军总司国派遣人员,故管制日本之权,操之于麦克阿瑟一人之手。

 

故而,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美国就成了绝对的主导者。盟国具体负责推动对日索赔工作的是两大机构:远东委员会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前者是制定战后对日索赔及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美、英、苏、法、荷、菲、加、澳、新西兰、印度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后者则是盟国驻日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是对日索赔的 具体执行机构。也就是说,远东委员会通过的一切索赔决策,最后都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向盟总传达指令,才能获得执行。事实上,麦克阿瑟对一切索赔事务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如:在盟总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纽西兰代表以各国代表提出问题,赔偿组常谓其为经济科学组职权范围,不能答复。建议每次开会时,请经济科学组派员参加。主席答复:关于何厂提供赔偿,最后决定权并不在经济科学组,而在麦帅,故该组人员亦难答复;再如: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上,菲代表提横须贺海军工厂内有高频熔炉,由占领军交日本民间工厂作生铁铸件,似可另觅民营工厂铸制,将该件提出拆迁。英提佐世保海军船厂全为民营公司利用,似应提充赔偿。主席答复:兵工厂设备留用问题按美国先期拆迁临时指令,麦帅有权决定。由此可见美国政府乃至麦克阿瑟个人在整个对日索赔进 程中的强大控制力,也可见其他国家的人微言轻。

 

鲍莱的调研报告:日本生产能力仍然很强,应尽量拆赔

 

虽然日本在递交给盟国的赔偿意见书里放肆哭穷,但盟国对其经济状况其实有过专门的调查。早在1945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曾派遣鲍莱(Edwin Pauleg)为赔偿专使,率领一个工作团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其经济状况,以便确定日本国内的工业设备哪些可以用作赔偿。

 

鲍莱到日本后,从两个出发点展开其调查工作——(1)赔偿应有利于减少日本的作战潜力;(2)估计赔偿的多少应根据日本的偿付能力,而不是根据各同盟国战 争损失的情况——并于12月初向总统提交了他的第一份报告,对日本如何赔偿提出了具体意见。报告要点包括:1、向日本索赔的目的是使日军国主义不能复活, 并使日本经济安定;2、日本战时工业虽受到一定损失,但因它一直注重发展军备和战争给养能力,目前它的生产能力仍很强,超过了日本国民和平生活需要甚 多;3、拆迁日本多余工业设备,这是解除日本经济武装的必要措施,对日本人民无害而有利,对受赔国发展工业有利,可遏止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4、应先行制 定临时方案,以便尽早拆迁;5、所有的日本财阀工业设备应尽快先拆迁。稍后,19464月,鲍莱工作团队给出了他们的最终调查报告,除上述要点之外,另 有补充:(1)赔偿拆迁应迅速执行,日本国外资产可留在原地并在赔偿物资内计算,以前使用某国原料的供赔工厂,其机器部件立即拆迁运往该国;赔拆后的日本工业能力以适应国内需要为限。(2)不主张以劳力、现存工业生产品、现存货物及股票与债券这四种形式作为赔偿。综而言之,鲍莱主张对日本应实施严厉的拆赔计划。

 

远东委员会内大国对日索赔争议不休,中国成了受害者

 

远东委员会具有制定对日政策的权 力,也是制定对日索赔政策的最高机构。但因苏联的坚决要求,其表决方式有些特殊。即:不需要全体同意,只需包括中、苏、美、英四大国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同意即可;反之,只要上述四大国任何一国使用否决权,该项政策就不能通过。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鉴于自己在委员会内处于少 数地位,故需要拥有一票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美、英等国也愿意利用这一表决形式,来保证只有本国认可的政策才能获得通过。

 

如此设置表决方式的结果,是对日索赔决议在无限期的讨论中最终流产。苏、美、英之间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战利品是否算入赔偿数额内的问题。其针对的,是 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的日军遗留下的价值高达8.5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按照英、美的意见,这些战利品应该计入苏联获得的赔偿份额内,而苏联则 坚决反对。双方磋商再三,始终无法达成妥协;如此拖延的最终受害者,自然只能是中国这类国家——苏联已经把机器设备运回了国;美国则实际占领了日本。

 

其次,日本战后应该保留怎样一个 经济水平,也是一个巨大的争议。美国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多次提高标准,遭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提高标准的原因是为了减轻自己占领日本的成本;而对中国、菲律宾等受害深重的国家而言,提高日本经济水平的保留标准,就意味着可以拆迁用来赔偿的工业设施的大幅骤减,这 显然是因战争而经济陷入困境的中、菲等国所不愿意接受的。而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提高日本经济水平的保留标准的目的,置本国官方调查得出的鲍莱报告于不 顾(鲍莱主张保留把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保持在1926—1930年的水平上),又多次派遣其他调查团进入日本实地调查,先是炮制出斯特赖克报告, 主张大幅度缩小拆赔范围,削减赔偿数字,要求将日本工业生产能力提高到19321936年的水平;后又弄出一个德雷珀计划,得出一个与鲍莱报告 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不影响日本有用的和平生产的条件下,能够拆除的生产能力是不太大的,建议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维持在1937年以后的水平。

 

再次,在赔偿份额的分配上也分歧严重。中国仍然是这一分歧的受害者,如英国只同意中国获14%的比例,而它自己要求获得比例竟为25%

 

因为美国的阻扰,中国仅获得2200多万美元的赔偿

 

因为上述种种分歧均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美国于19463月制定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把日本用于战争的工业设备先 行拆迁充赔一部分,等最终方案决定后再行结算。但远东委员会规定,这一方案必须等各同盟国对日本赔偿分配比例商定后方能付诸实施。分配比例恰恰是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达成妥协的问题,这实际上等于把问题又搁置了起来。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于决定采取单独行动,于19474月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一项有关拆迁赔偿的暂行指令,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将远东委员会在临时赔偿 方案中所规定的超出保留和剩余设备中的30%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受日本侵略占领时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国当时所属的缅甸、马宋亚、香港和北婆罗洲。至此,即日本投降一年又八个月之后,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

但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政策已开始转向。转变的根源,是美苏冲突的加剧。一方面,美国急于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以求集中精力应付苏联;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局势在1947年已发生逆转,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尤其是到1948年,其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出于对共产党掌握中国政权的担心,美国 需要寻找新的亚洲战略伙伴,而日本正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从1948年开始,即便是缩水的临时赔偿方案,美国政府也已经不愿意执行了,至19495月, 美国政府终于向盟总下达了停止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此番临时拆迁补偿,一开始虽然是由美方发起,但美方又迅速变成了拆迁补偿的阻扰者,而屡遭中、菲等国抗议。在美方的接力干扰下,中国政府在在1949年以 前向日本索赔的物资总价值,也就是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与中国抗战所蒙受的损失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

 

无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场,美国主持和会宣布盟国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

 

1958年美国陆军部次长德雷珀率团对日考察,名义上是重新研究对日索赔问题,其实质则是以战争赔偿为砝码,与日本政府做政治交易。德雷珀保证支持美国政府拟议中的4.8亿至5.8亿美元的对日贷款,双方约定,日本对把它重建为应付远东共产主义扩张之防壁一事给予通盘合作,美国则对接受投资之日本自 应加以保护。其背景,正是愈来愈剧烈的美苏冷战冲突——这一年的12月,原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被美国政府派往日本担任盟总公使衔顾问,道奇动身前,曾 特别交待: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

 

19495月,美国政府通知远东委员会,以日本战后经济困难,已不能维持合理水平为由,中止了整个对日索赔。美国在声明中强调:1、日本现有一切工业设 备全部必须予以保留,以恢复日本经济。即使主要军需工业,亦应全部保留,或移作民用,或作废铁利用。2、此后美国将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取消或修改关于日本赔 偿及保留工业水平的一切现行决策,以使美国在占领时期内不再拆迁赔偿设备的宗旨相一致。

 

稍后,鲜战争爆发,日本作为美国后勤基地的作用更为突出,美国政府终结对日索赔,与日本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政治联盟的心态也就更加迫切。于是就有了1951年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会。大陆与台湾均被排斥在和会之外,美、英两国给出的解释是: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必须由日本自己根据和 约定的行使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决定”——换言之,美、英两国钻了一个逻辑漏洞:哪个政权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应该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但旧金山和会结束之前,日本尚处于被托管状态,还不具备独立主权,不能独立行使外交,所以无法指定由谁来参加和会,所以,大陆与台湾就都被合理排斥在和会 之外了。

 

195191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与会的51个国家中,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其余的48个国家的代表和日本计49国在和约上签了 字。和约第14条至第16条对日本向同盟国如何赔偿作了明文规定:“()兹承认,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除本约另有规定者外,各盟国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盟国及其国民欢由日本及其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行动而产生的其他要求,以及盟国对于占领的直接事费用的要求。也就是说:1、日本应该对曾受日军占领并遭受损 害的同盟国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的服务,以帮助其修复损害;2、日本及其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益,由该同盟国处置;3、除上述两项外,同盟国放弃对日本 的一切赔偿要求(为了诱使受害国签字,美国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答应给菲律宾美援作为补偿)。

 

台湾当局被迫与日本签订放弃索赔要求的协议

 

1949 513日,即美国宣布停止临时拆迁补偿的次日,国民政府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吴半农在东京向通迅社记者发表谈话,对美方行为表示抗议:(1)美国政府 充其量只能取消先期拆迁指令,而不能整个取消远东委员会决定的临时赔偿方案,赔偿系日本之义务,盟国有权要求其履行,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应属远东委员会,而不属美国。(2)日本赔偿主要目的之一为依据波茨坦宣言及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解除日本之作战潜力,免其再对邻邦作武力之侵犯。先期拆迁只占临时赔偿方案306,执行至今,所有民营军需工厂及飞机制造厂全未触及,遑论其他,而此等军需工业则与日本平时需要全不相干。事实上,因原料缺乏等故日本对 其现有和平工业设备,亦无法全部运用。(3)此次美国政府行动是否明智,因影响太大,须留待将来历史家评论。

 

但国民政府的抗议是软弱无力的。稍后,国民党政权全部撤到了台湾,美国也暂停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而对新生的中共政权持 观望态度。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结束对中共政权的观望,转而选择日本作为自己在亚洲的战略伙伴。19501020日,杜勒斯和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 会晤,杜勒斯提到放弃对日索赔问题,顾维钧认为,日本多年的侵略和占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是困难的。顾提出,可以采 取宽大的政策,但完全放弃这一权利是很困难的。虽然不想为了赔偿而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

 

在美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的软化是必然的。1950114日,根据台湾当局决议由外交部整理的备忘录里,有如此无奈的 表述:我国目前国际地位至为低落,于此时与日媾和,我方发言力量自极微弱……美方既已痛下决心,我方反对无益,即以索价还价之方式略事延宕,亦将招致美 方重大反感与误会,……()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沉痛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会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14年,不但受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款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重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

 

旧金山和约没有台湾方面的签字,但美国许诺将尽力促成日本在签署旧金山和约后不久就与台湾签订双边协定。但在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底牌尽失,完全陷入了一种任人羞辱的窘境。如:

 

谈判一开始,台湾当局援引旧金山和约中有关规定,表示与其他盟相国同,除保留服务补偿与放弃国外资产两项外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可是,日方首席团员木村却坚持要求删除台方这一条,其理由是:非因我方忽略赔偿之责任,乃因此条适用问题,几全部与贵国大陆有关,目前欲加规定,尚非其 时。吉田首相在其致杜勒斯先生函中,曾表示中、日现所商议之和约,似难即时实施于大陆,故我方认为:有关赔偿问题,不宜列入中日相约之内。

 

再如:在讨论关于赔偿及实施范围问题时,日方竟然只承认对方有处分在华日产之权,且认为中国的赔偿要求已获满足,不得另行向日 方索取服务补偿。对此,台湾当局的谈判代表叶公超表示:“()我方如放弃服务补偿之要求,则将来返回大陆后,将无以对全国国民,此点实具有重大之政治性;()签署旧金山和约之盟国,均享有此项待遇,我方如予以放弃,恐影响其他盟国(例如菲律宾)对我之关系。对于台湾方面的陈述,日方丝毫不予不理 睬,反而狡辩道: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贵方对服务补偿之要求,适足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此点深望贵方考虑。日方谈判代表当日之肆无忌惮,由 此可见一斑。

 

最终,这份由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的和约正文当中没有一个赔偿的字眼,台湾当局曾坚持写入正文的索赔专条约200余字,在日方的咄咄相逼下被完全删除。

 

大陆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取放弃索赔的态度

 

因史料有限,大陆方面对日索赔的政策变迁尚难以做全面的评述。但其基本立场是清晰的,即自50年代以来,一直取放弃索赔的态度。

 

1949年:严厉谴责美国单方面终止对日索赔进程

 

1949年美国单方面终止对日索赔进程时,620日,中共下属新华社曾发表文章《北平观察家严斥美国所谓停止日本赔偿声明》。文章指出:无论波茨坦宣言与远东委员会的决议,都曾明明白白地规定了日本应该实行正当的公允的赔偿,这些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决议,难道是美 国用武断的停止拆迁声明就可以掩盖和推翻的吗?文章还谴责了美国为扶植日本,对原计划近1000所的拆赔工厂只拆赔了一小部分,一再决定保存日本的这些军 工生产设备,现在又决定停止赔偿,是违反波茨坦宣言、重新武装日本的行为。文章最后申明:对于美国这一专横的非法决定,中国人民决不会承认其有任何效 力。中国人民将坚持波茨坦协定不可动摇的原则,要求摧毁日本军事工业,实行公允的赔偿。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以及日本人民的利益。同日,新华社还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发表文章,严正声明道:中国人民有充分权利对美国四年来历次违背国际协定所实行的释放战犯、停止赔偿、保存财阀等 片面决定,宣布为非法。

 

斯大林指示刘少奇: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

 

1949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在谈到对日政策时,斯大林认为: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如果它达到目的,今后中国的困 难将更大;但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则资本主义从此将在远东寿终正寝。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 障碍。可是日本还有一批上层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中苏两国对此的态度高度一致,争取日本人民成了中共建政之后对日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19497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12周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中日两国人民 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长期占领日本的口号。

 

基于这一对日政策,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日本人民来承担,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对待,要向中国人民多作说服解释工作。1952—1958年,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将滞留在 中国的日本军人家属和侨民共35000人,分2l批送回日本,并负担了日本归侨抵达日本港口和上岸前的一切费用,周恩来说: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 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1957年周恩来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

 

很自然地,对日索赔问题成了与美国争夺日本的重要砝码。大陆方面何时明确提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呢?据《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四辑》刊载的《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形成与演变(40年代后期—50年代中期)》一文介绍:

 

“195511月,周恩来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为正副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时指出:提出战争赔偿的要 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但日方如果提供赔偿,则无论如何这一负担最终将落到日本人民身上。中国人民曾长期遭受外来干涉,向列强支付过巨额的赔偿,对战争赔款的重负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深知巨额战争赔款对于日本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在50年代就决定,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周恩来解释说: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法国等国家之间因巨额战争赔款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 最后孕育出纳粹这一怪胎和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历史教训;把上一代人所犯罪恶的后果,让无辜的后代年轻人长期承担,是不合适的;索取战争赔款,不一定能真正惩罚军国主义势力,反而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如果放弃索赔,却能够教育广大日本人民;总之,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放弃索赔更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

 

“195710月,日本日中友协第一任会长松本治一郎访华时,为日本侵略中国当面向周恩来表示歉意,周恩来当时就明确地表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从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政策原则。

 

1972年周恩来说: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

 

笔者没有查到60年代大陆官方关于对日索赔的史料,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期,争取日本的工作也陷于停顿,高层未曾就此问题表态,也是有可能 的。70年代,中苏交恶,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而选择与美国建交制约苏联,中日关系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方也明确宣布放弃一切政府层面的对日索赔。这一决策是如何出炉的,迄今尚无充分史料说明。收入《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当中的《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中稍 有提及:

 

竹人:……以下的事情想要确认一下。田中首相访华发表联合声明时,(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两点有加以明确的必要吗?

 

周:这一点请让我再想一想。向毛主席报告,在党内进行讨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

 

竹人:万分感谢。

 

周: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来好。

 

结语

 

1、国内有些出版物将台湾当局放弃对日索赔解释成蒋介石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这是很荒谬的,蒋氏的以德报怨政策止于1945年日军投降及稍后一些时候,蒋氏不欲刺激已经投降但数量甚多的侵华日军,故出台以德报怨政策,希望换取日军的和平撤离。 到1950年代退居台湾,以德报怨政策早已终止。不过,国内的一些文章的评价: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 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这种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国内的某些出版物习惯性地如此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索赔: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 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 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这三条理由,显然没有任何一条触及事件的核心:中苏冲突——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重挫了苏 联在远东进攻型战略的锋芒,同时提升了中国和日本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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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也有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因为种种原因,大陆方面,在80年代之前,极少提到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为;国民党去台后,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强调正面战场。但国民党自全面抗战伊始,即高度重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蒋介石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

 

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3711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表述他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

 

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

 

而在早一些时候,193782日,蒋氏已经指示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 会915日,蒋氏又指示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贺耀祖要注意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更早一些时候,19373月,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 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已有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

 

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抗日的基本战略: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 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据白崇禧晚年回忆,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稍后,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 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 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 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一度建立起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主要活动在华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 升,国民政府又先后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在这些正规军之外,国民党在敌后战场还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规军经中央或战区委派者地方武力组成 者等杂牌武装。

 

有鉴于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伊始,一直坚持在正面战场,缺乏敌后游击战经验,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政府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还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

依赖上述种种措施,国民党于抗战 中前期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 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琱s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等等。

 

国民党的主要敌后抗日队伍,据不 完全统计,包括:冀南的第一八一师;太行山南部地区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和孙殿英部;在 冀南晋西地区活动的张荫梧统领的河北民军;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将原行政区划分成了七个游击区,除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区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在鲁西南活动的孙桐萱部,在鲁南活动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 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鲁中地区有青岛市长沈鸿烈统领的东北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江苏有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缪征流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有学者统计,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

 

国民党敌后抗战功勋卓著

 

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战果,譬如:在第一战区,张荫梧所统率的河北民军,在1938年春,曾深 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击败了日军一个联队,而被白崇禧赞为奇迹;冀西游击司令孙殿英,则屡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了日军的重兵围攻扫荡,直到19425 月,才在日军10万兵力的压迫下丧失根据地;与中条山根据地唇齿相依的太行山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在日军5万多兵力,30余架飞机的猛烈攻 势下被迫放弃。

 

再如: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将整个山西重新划分为了七个游击区。徐州会战之际,第二战区为配合正面抗战,全线出击牵制日 军。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五万人。而参加 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 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陈诚此处所说的山西境内的二十万之 游击队,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战区在阎锡山指挥下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1938年春,共产党的游击队数量还相当之少。国民党战史书也说,由于全面游 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再如:在第三战区,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 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 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此次袭击,迫使日军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其牵制效果相当明显。

 

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 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

 

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 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 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 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 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 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 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 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 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 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 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 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 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 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

 

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

 

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 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 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 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 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 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2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 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结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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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前,中苏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领土账

 

 

中苏之间的边界领土问题由来已久。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边界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势急 转直下,中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沙(苏)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愈发加剧。到1949年中共建政,中苏(俄)之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亟需算清的 “领土账”。

 

三种“边界线”

 

所谓三种“边界线”,指的是:

 

1、条约线。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4615日国民政 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俄)之间已经形成一条依靠诸多不平等条约构筑起来的边界线。虽然自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从未正式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但也从未正式宣布过不承认这些条约;条约线实际上获得了默认,也成为中共建政之后基本认可的中苏边界线。

 

2、苏图线。顾名思义,即苏联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把边界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 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自民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一向不承认苏图线。

 

3、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许多地段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等同于强占了中国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只在某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而已。

 

三笔“领土账”

 

因为上述三种“边界线”,中苏(俄)之间出现了三笔“领土账”。第一笔,是沙俄以时代以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占据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一大批不平等条约,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政府为谋求与中国建交,而改变了对华政策,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苏俄政府所愿意废除的,仅仅是涉及领事裁判权、租界、最惠国待遇等内容的条约或条款,而对涉及两国 边界问题的条约或条款,则坚决不肯让步。北洋政府曾在1926年的中苏界务谈判中要求苏俄按照其对华宣言归还沙俄时代用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领土,但苏方 拒绝承认所有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谈判无果而终;这笔“领土账”就此遗留了下来。

 

第二笔,是三种“边界线”并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总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主要包括:中苏西部边界上的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最大的帕米尔地区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东部边界有争议岛屿600余个,此外还有大量河滩地,最大者为黑瞎子岛,此外在陆地边界上苏联也多有侵入中国一侧的情形。

 

第三笔,是两处面积达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中俄历史上签订的条约明确规定这些地区属于中国,但沙(苏)俄却通过武力强行占有拒不归还。 其一是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沙俄先是在这里扶植了一个以自己为“宗主国”的所谓“保护国”,1921年又扶植其成立所谓的“图瓦人 民共和国”,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被正式并入苏联,1961年又成为了“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 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其二是面积约4500多平方公里的江东四十二屯。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划给了沙俄,但条 约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沙俄军队强行占领该地后始终没有归还。

 

1949年前,中国政府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回避

 

北洋政府1926年的谈判努力失败之后,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因为要应付日本的入侵,南京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边界纠纷上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但对整个中苏边界不平等条约问题,则始终采取回避态度,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的《中苏 友好同盟条约》,都对中苏边界问题不置一词。其目的,前者在于希望维持苏联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的支持,后者则是希望在国共纠纷中尽量不刺激苏联将其彻底推向中共。

 

在中共方面,1945年之际,同样希望取得苏联的支持,故而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书面报告中赞扬道:“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这实际上等于从政治层面上肯定了中苏之间已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中共领导层也并非 对中俄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毫无感觉,当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已成定局,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造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曾试探性地提出了外蒙古回归 中国的可能性,结果遭到了斯大林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只得表示以后不再提此问题。同年6-8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74日向斯大林提交的书面 报告中提及蒙古问题,报告指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此时,中共已经公开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了。

 

五十年代:新政权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回避策略

 

整个五十年代,无论是中方,还是苏方,都无意将两国的边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由于中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及中苏友好的宣传基调,中苏边界问题被解释成一个暂时存在,而未来必然会消失的问题;国内民众对中苏领土纠纷的历史与现状,更是完全陌生。

 

新政权选择了认可和继承中俄(苏)旧的边界条约

 

1949年末,为与苏联缔结新约、确立同盟关系,毛泽东出访苏联。1216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毛泽东曾发表公开演说,再次明确提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此表态,虽然不是专门针 对中苏边界问题,但其实已经为中苏边界问题如何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

 

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统一方针:

 

1、暂时维持现状,对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各种边界条约或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2、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中共中央又指示:

 

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 ——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 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至于边界的历史资料如何利用,中共中央也有指示: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三个朝代的有些边界谈判的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要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但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这些指示虽然是针对中缅边界问题的,但对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的处理,同样有指导意义。

 

虽然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承认中苏(俄)之间的不平等边界条约,但依照上述指示,沙俄时代依靠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已经不在预期的边界谈判内容之内了。这种对旧条约的继承,同样也体现在对待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协议达成的结果,1949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政府对国民政府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议,在经过审查之后,可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也可以废除或修改、重订;在外蒙古独立这个问题上,新政府选择了承认,在当年的1016日,即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曾问赫鲁晓夫:“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但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否认:“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此后,整个50年代,中方再未提过外蒙古回归问题。

 

对存在争议的领土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

 

如前所述,中苏边界上实际上是存在大量的争议地区的,而且这些争议地区基本上都是苏联违背条约侵占所致。但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 从未向苏联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也从未对中苏边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当然,这种不表示,不提出,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了解这些争议地区的存在,只不过在当时,维持中苏同盟的稳固,是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关系到新政权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新政权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抗美 国;更需要借助苏联的援助完成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在处理具体的边界冲突问题时,一直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如1950年代初,苏联应 中方请求,将全套标有边界线的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交给中国政府,这套苏联地图就是“苏图线”的由来,地图上许多地方的苏中边界线,都偏离条约线画到了中国境内。但中方当时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意见,而中国国内出版的地图集,则继续按照中俄历史边界条约来划定边界线,很明显,当局采取的是回避策 略;直到1950年代末期,中国才通过低级别渠道向苏方表示:苏图线与条约线存在严重冲突,按苏图线,苏方侵占了诸多中国领土。但同时中方又向苏方表示 “宽容”: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可以按照苏联地图上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标明边界线

 

再如,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大量属于中国的岛屿被苏联边防军占领,中国居民前往捕鱼打柴经常遭遇阻扰。1954年瑷珲县曾向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提意见,请求外交部与苏方联系,将现由苏方管理、原属中方的大小百余岛屿归还中国。19553月,黑龙江省外事处曾向外交部正式反映这些情况。对此,外交部指示说:可暂不处理,向居民进行教育

 

中苏双方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中苏边界问题给解释“没了”

 

中方回避、宽容的同时,苏联方面也乐于呼应这样一种回避策略,正如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在195711月向中国外交部通报的那样,苏联的立场是: “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在当时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证据。”苏 联方面同样 不愿意与中方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条奇特的边境线:既没有具体的边界线,中方在绝大部分的边境上也基本不设防。如黑龙江省边境各县,除城区驻有二三十名公安部队,配合当地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外,整个国境线没有任何边防力量。而按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话说,在中苏 边界线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的边防警卫人员。

 

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也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友谊有关,正所谓中苏友好,兄弟情深。另一种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正如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所说:“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边界纠纷,对共产党人来说边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社会,边界问题将会完全取消,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政府当然从来没有按照赫鲁晓夫所说的这样去做,但赫氏的这番说辞,其实恰恰是当年意识形态干扰中苏边界问题的写照。中方边境省区当年的宣传资料里,也有类似的内容,譬如有些资料向民众灌输这样的理念: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

 

<p.苏联方面,似乎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黑龙江饶河县政府与苏联边防军交涉其占据中方岛屿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就是:“目前帝国主义很疯狂,为防止坏分子暗藏,须提高警惕,我们不是要小岛子,如果你们有边防军并保证无敌人,可完全交还你们。”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苏之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的边界问题。

 

结果导致青年人对苏俄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此宣传的结果,是边境地区的居民的边界意识非常淡漠。更有甚者,某些特殊边境地区的居名甚至淡漠了国家意识。如伊犁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与苏 联境内相应的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加之中国政府在边界宣传上“淡化国境线”,更多地强调中苏联合反帝,以至于: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全伊 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 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专门开展爱祖国和做中国人光荣的思想教育。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沙俄的侵略史,对内地民众而言也成了一件陌生的事情。1949年出生的史学工作者刘惠恕有这样一段回忆:“约1967年上半年, 作者在读邓之诚编的《中华二千年史》时,突然读到了《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内容,从中得知沙俄曾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l00万平方公里土地。出自少年时代的爱国激情,我把发现告诉当时上海市南模中学的几个学生,激起了大家的共愤。由一位叫过永鲁的高中毕业生执笔写了一篇《苏修必须还我山河——彻底砸烂瑷珲条约》的论文(1.2万字),交我携带扒货车赴北京,请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能否公开揭露此事, 接待人员回答是:‘要请示,隔两天来听回音。’两天后我接到的回音是:‘此事可以写一写。’但当我回到上海时,却得知有人向公安局反映:‘有人试图挑起国际争端。’公安局工作人员为此曾找过永鲁等人谈话,了解情况。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揭露沙俄侵华史的写作活动也未能再搞下去。”——18岁的青年,发现《中 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想要把它告诉所有人,此中不难看出内地民众对这段历史的陌生,而当局对该信息的种种控制,同样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在当日并不被允许成为民众的常识。

 

</p.苏联方面,似乎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黑龙江饶河县政府与苏联边防军交涉其占据中方岛屿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就是:“目前帝国主义很疯狂,为防止坏分子暗藏,须提高警惕,我们不是要小岛子,如果你们有边防军并保证无敌人,可完全交还你们。”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苏之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的边界问题。

 

六十年代:为政治目的翻历史旧账,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1964年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本来有机会达成一个在现行国际法下对中方最为有利的边界条约。但因为最高领袖执着于利用领土问题来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最终谈判流产,中苏双方均得不偿失,冷战格局也因之改变。

 

1962年之前,周恩来要求只谈有争议地区,不算“历史旧账”

 

中国政府着手准备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于1958年。这年四月,外交部向各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配合中央的行动。7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下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小组。社会主义工作组负责解决中蒙、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组负责解决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边界问题。

 

其中关于中苏边界的工作计划要点包括:1、中苏边界是由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间划定的,东段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大部分建有界碑;2、除帕米尔一段系 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3、但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地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双方对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新疆段内也有 两处存在问题,这些情况均需进一步搞清。

 

但这一工作计划只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被付诸实施。随着中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边界问题也不可避免了成了这一斗争的一部分。 1959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了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式方法(苏联其实很担心中共将这一方式方法照搬到中苏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则激烈反驳道: “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自民国以来被长期搁置的中苏边界问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开始谈判。不过在1962年之前,中方仍将边界谈 判限定在上述工作计划之内,即只谈有争议地区,不谈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土地。正如周恩来在196010月所说:“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

 

中苏关系破裂,中方翻旧帐,要求苏联承认旧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1962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成为“修正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世界共运领袖”,其对苏方针也大幅度调整,一改之前的妥协与缓和,而选择了主动进攻。一些中苏边界省份的中国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 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

1963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社论完全改变了毛泽东在1945年和1949年“联是第一个废除 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的论断。随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提出要解决中苏(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称“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苏联方面答应与中方进行边界谈判,但拒不承认中苏(俄)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坚持认为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只存在小部分边界线未确定的问题。

 

19642月,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在北京饭店启动。中方的谈判进程直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 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

 

按照中方的理解,苏联政府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方案:苏联失名得实,承认历史上的边界条约确属不平等条约,但中方并不要求其归还这些条约割去的土 地。中方坚持要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按李丹慧教授的理解,“为的是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的民族情绪。只要苏方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等性,接下来一切都好谈”,不过笔者有不同的理解:此时的中国政府,正在国际国内掀起一场将“苏修”与“美帝”相提并论的宣传运动,中方坚持要苏联政府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 等性,恐怕正是为了这场宣传运动服务,一旦苏联承认了这一点,中方就等于拿到了致命武器,就可以在宣传上大做文章打倒“苏修”。

 

苏联坚决不承认与中国存在任何不平等边界条约

 

但在苏联政府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那些边界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赫鲁晓夫主导下的莫斯科正积极与西方世界接触,其法律观念 远比中国进步,故而相当清楚:如果苏联承认了那些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那么无论中方在此次谈判中对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持何种态度,苏联最后都有 可能失去这些领土,因为中方将握有“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后可以据此要求苏联吐出这些领土。

 

226日和35日的两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所提出的谈判条件都是:沙俄侵占了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但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

 

316日和27日,第三、四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越加激愤。中方代表情绪激愤:“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 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

 

不过,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是来自高层,也就是毛泽东的旨意。中方的谈判代表团本身,似乎更热衷于解决中俄边界上的具体问题,故而在第三 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就提出了彼此互换地图,以找出两国争议地区的建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这一建议得以落实,双方地图对比的结果,显示出了 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在找出了具体边界问题之后,莫斯科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

 

毛泽东的突然讲话让已经取得的边界谈判成果付之东流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随后的谈判中取得了相当多的进展。根据互换的地图,双方讨论了东段边界线的走向,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 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 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都已达成协议。苏方并已起 草好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西部边界则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尚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这些成果最后并没有能够形成条约。当谈判桌上一片乐观情绪的时候,毛泽东于7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占的 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 兵力。”

 

毛泽东从历史角度对苏联的这批评,直接扭转了谈判的走向。在730日召开的第七次谈判全体大会上,中方再度从商谈转入控诉,“150万平方公里领 土”和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再次成为会谈的唯一主题。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因此陷入僵局,822日,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回国。

 

毛泽东解释:并不是真要苏联归还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谈判即将取得成果之际突然发表讲话打断谈判进程?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 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但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是无法接受的。在915日会见日本议员代表时,他直接拿出了原子弹威胁中国: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 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如果谁把战争 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 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 击。

 

中苏边境关系也因为这次谈判的流产而迅速恶化,苏联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随后即有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双方反目成仇。中 方为了抗衡苏联的武力威胁,转而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冷战局势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而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从196910月一直谈到19786月, 除了缓和中苏边境紧张局势之外,毫无成果,也正是缘于彼时已经是中、美、苏三国博弈的局面,从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 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这一现象中,即不难看出双方谈判的目的并不在具体的边界问题上,边界谈判早已沦为三角政治的工具。

 

编辑注:本文资料,全部取自李丹慧教授的研究成果)

 

结语

 

因为史料及学界研究所限,专题无法介绍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中俄(苏)第四次边界谈判的具体情形,但后两次谈判是 在脱离了意识形态束缚之后举行的,则毋庸置疑。故而这两次谈判最终也取得了非常实际的成果。其谈判的基本思路,比如:以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通航河流主航道为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划界的原则,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等等,其实早在1964年第一次谈判当中,就已经得到了苏 联方面的认可。但当时没能据此达成边界协议,反而导致中苏边境关系紧张20余年,耗费无数人力财力,最后一个圈又转回去了……

一场毫无意义的循环。